“民贵君轻”现在是个成语，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要点是：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关注的不是君王的威严，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统治者的权益，而是民众的命运。它在政治上突出了统治者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在道义上肯定了民众反抗、推翻暴君的正义性，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民贵君轻”的思想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起了制约作用。
“民贵君轻”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大解放的产物。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840年第一次***战争以后，由于清******无能，导致内忧外患，中国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变。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序幕拉开了。许多志士仁人拿起了“民贵君轻”这个思想武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继承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精华，吸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以“民”为主体的“三民主义”理论，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共和政体的国家，这就彻底否定了旧的“君”与“民”的关系，实现了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后试图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却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实现真正的自主和强盛。中国***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开辟了道路。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党的指引下，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坚定不移地前进，实现人民民主，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创造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彻底摒弃那种“为官者民之父母”的旧思想，真正树立起“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的新观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诚心诚意为人民造福，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孟子的思想、政治主张主要有三个:“仁政”学说、“民贵君轻”说、“性本善”说。 仁政：仁政是一种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代表孟子从孔子的“仁学”继承发展而来。是孟子学说中的“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政治理想之一。这种思想主要宣扬“民贵君轻”，“人性本善”理论。 民贵君轻：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 性本善：孟子相信每个人都是向往善良的。 总的来说：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
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去逝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管束甚严，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子的妈妈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妈妈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在此居住了。
后来，大家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应该要接近好的人才能学习到好的习惯!也说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表明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好和习惯。
孟母三迁以后，虽然为儿子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孟母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儿子的严加管教。她认为，如果主观上不勤奋努力，还是难成大器的。所以她抓紧对儿子的教育，督促他勤奋学习。
因为只有取得民心，才更有利于统治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努力宣传他的民本思想，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希图建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统一国家（天下）。从民贵君轻的论断出发，孟子呼吁各国统治者实行他的仁政主张，认为行仁政以统一天下既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极富效率性。仁政的承担者主要是君。孟子对君主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君主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形成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君主理论。一、民本与仁政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周王室衰微，传统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坏，“世衰道微，邪_暴行有作，臣_其君者有之，子_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混战，“争地以战，盈野；争城以战，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各诸侯国内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摆在当时各个阶层和各家学派面前的迫切任务是重新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怀着对唐、虞、三代王道政治的美好回忆，孟子提出的平治天下的思路是：个别诸侯国实行仁政，通过仁政巨大的道德威力和示范作用，收取天下民心，以文王吊民伐罪式的征讨，用最小的牺牲统一天下。 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1、民意是君***力正当性的来源民本思想认为，民意是君***力正当性的来源。在周以前，人们认为天命是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周初政治家周公总结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提出天命不常的观念，并把人事作为天命的补充。他强调统治者要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天的保佑。他认为，“天畏_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治理国家就要像医治疾病一样谨慎从事，上天是否保佑，只有通过民情才可体现。因此，“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统治者应该时刻关注民情，从民意中体察天命。周公开启了后世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继承了周公的思路，把天命和人事结合在一起，而在实际上把重点转移到了人事方面。在和万章的对话中，他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天命和民意是君***力正当性的来源。如何验证君***力的正当性呢？孟子指出，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享之，说明天接受他；让他管事，事情能管好，百姓能安宁，这是人民接受他。但这两者中只有民意是具有操作性和实在性的。孟子引用《尚书·泰誓》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统治者必须关注人民，从民意而得知天命，由体察民众而获得上天的保佑。孟子实际上肯定了民意是君***力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孟子主张君主应重民爱民，与民同乐；制民之产，以礼乐教化民众；关注民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这一整套获取民心的措施就是仁政。仁政和民本是一体之两面。仁政是民本思想的必然结论，重民、爱民则是仁政的核心内容。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必然要求君主实行仁政，而只有行仁政的君主才是合格的君主。2、民意是君主力量之所在民意不仅是君***力正当性的来源，它还是君主力量之所在。孟子指出，获得民意支持的君主是不可战胜、不可抵挡的。他的这个结论是从商汤统一天下的史实得出来的。他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下》）商汤获得民意的支持，因此无往而不胜。反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桀纣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民心。由此孟子认为，君主要想获取天下就要争取民心，而获取民心最有效的途径是行仁政，因为向往仁政是民众的本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孟子坚信，行仁政、获民心者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_，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仁政的有效性还表现在与霸道的比较中。他说：“以力***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以霸道取天下，必须有大国作基础，而以仁政取天下，即使很小的国家也可以实行。商汤、文王都是起自小国，通过行仁政取得天下的。孟子对于管仲式的富国之路极为不屑。在孟子的开篇，他就提出了应重义轻利，反对国家以利为目标。他对见面就问他“亦将有以利吾国”的梁惠王进行了不客气的批驳，告诉他“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次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提并论时，他大为恼火，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同样，孟子也不屑于依仗军事来统一。他认为，只要实行王政，取得天下民心，取天下易如反掌。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的理想化了的描述是孟子经常拿来论证他的“仁者无敌”主张的。在仁政面前，军事力量，特别是没有道义支撑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以战争手段统一天下，既没有道义的支持，也不会有实际的功效，所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认为那些善于战争的人都是罪人：来源：国学
原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谓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攻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译文
“尊重自己的长辈，由此而推及尊重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幼辈，由此而推及爱护别人的幼辈，这样治理天下就能运转于手掌之上了。 《诗》说： “在家做好妻子的榜样，也做好兄弟的榜样，用这样的风尚去治理国家。 这是说要以这样的仁心来推及别人罢了。 因此而知，广施恩泽就能保有天下，不能广施恩泽就连自己的妻儿也难以保护。 古代的圣明君王之所以能胜过一般的君王，没有什么诀窍，只是他们善于广施恩泽而已。
现在大王的恩泽惠及禽兽，为什么偏偏不能惠及百姓呢？ 称了才知道轻重，量了才知道短长，各种事物都是如此，心地仁厚浇薄更是如此。 请大王细加权衡吧。 老吾老： 前一 “老”字为意动用法，即以之为老，意为尊重老人。 幼吾幼： 前一 “幼”也是意动用法，即以之为幼，意为爱护，怜爱。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出于《诗 ·大雅 ·思齐》。 刑于寡妻： 作为妻子的榜样。 刑，同 "型 ，典型，榜样。 寡妻，国君的正妻。 权： 本义为秤锤，此处用作动词，意为称量。
见解
孟子所说，是要求齐宣王先从自我做起，即欲施行仁政的君王，和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才会有人行，才会有仁绩。语曰：“一屋不少，何以扫天下？ ”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仁爱因子，在自己的家中找不到仁爱元素，那么天下就不会有任何仁爱气味。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
孟子
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魏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的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统治者失去了民心，国君只要时刻牢记“民贵君轻”的治国理念，心怀百姓，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那就可以国泰民安，国柞长久。
1、“心之官则思”，强调思索的重要
《孟子·告子上》中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唐朝韩愈将此提炼为“行成于思毁于随”。***喜欢“心之官则思”这句名言所表达的思想方法，多次引用和发挥。
2、“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而不同”反对抹煞差别的绝对同一，主张在重视特殊性的基础上注意与普遍性的联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则进一步强调从特殊性出发，是孟子对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3、“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强调正确处理“不为”与“有为”的关系
《孟子·离娄下》中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里勾画出“不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某些事情上不为才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为。孟子对“他为”与“自为”关系的认识，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较效益，也包含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认识。
扩展资料：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参考资料：
孟子思想-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