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发于畎亩之中的典故
舜在历山耕田时，为人谦让，不与人争田界。因品德高尚，在民间颇有威望。人们都愿意靠近他居住，两三年即聚集成一个村落。
部落联盟首领尧年岁已高，想选继承人，众人一致推举舜。于是，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让九名侍从侍奉于舜的左右，来观察舜的品德；又让舜职掌五典、管理百官、负责迎宾礼仪，来考察舜的才能。
经过考察，尧对舜非常满意，认为舜确是个品德好又能干的人，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舜接位后，勤劳而俭朴，照样跟民众一样劳动，受到大家的信任。
舜继位部落联盟首领后，选贤任能，任命禹治水，完成了尧未完成的事业；他整顿礼制，减轻刑罚，统一度量衡；他巡视四方，要求人们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舜治理下，政行而民乐，八方宾服，天下颂舜的大功。
出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战国孟子及其***所著的《孟子·告子下》。文章一开头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
另外五个分别是：
1、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
2、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
3、管夷吾被从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
4、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
5、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节选原文：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译文：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磨练其人心志，以饥饿和困乏考验其人身形，扰乱其人业已开始的行动，目的就是要用上述这些艰难困苦来触动其人之心灵，坚韧其人之性格，增加其人原本没有的能力。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心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心绪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作品赏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
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
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
百度百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中国古代历史著名的变法之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人(今安徽省颍上县)，周穆王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于丞相任位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
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齐国工商业繁荣发达，依靠国家垄断商业及经营(***经济)而致富成为强国。
中国古代历史著名的变法之李悝变法
李悝(kuī)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著名的变法之商鞅变法
商鞅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当时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执掌秦国军政大权达一、二十年之久。 商鞅生活在诸侯分裂割据、兼并战争十分频繁的战国中期。他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历史著名的变法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宋朝着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王安石虽坚持三不怕，但是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就动摇起来。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正常的自然现象，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历来对王安石变法，争论不少，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者的利益，王安石变法最终被罢废。
中国古代历史著名的变法之张居正变法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中国古代历史著名的变法之戊戌变法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回宫临朝，宣布***，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历史课程最重要的是吸引人，能把一段已经发生的事情，讲的栩栩如生，才是高手。
吸引可以建立在学生的好奇心上，贞观之治的主角，学生特别好奇，可以从玄武门之变讲述李世民的王者之路，因为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可以用电视剧《隋唐英雄传》的故事和学生产生共鸣，再来说说李世民的成功的原因，穿插的讲述他的治世手段。
第一，唐太宗君臣论治。唐太宗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所节制。
第二，选贤任能，兼听纳谏。唐太宗坚持任人唯贤，不因血缘、地域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并注意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第三，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机构，以节省***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第四，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邹忌的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
李悝变法
李悝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意义和影响：
李悝的改革不仅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李悝开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革新逐渐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动。由此，中国文明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
评价:
李悝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变法，其内容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其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李俚变法不仅揭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序幕，而且在魏国首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小农经济制，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是战国初年楚悼王当政时，于公元前386年—前381年，任命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为令尹，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实行改革的变法运动。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变法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宣告告终。但经过变法，楚国国力开始强盛，并在公元前381年联合赵国大败魏国。
影响及意义：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任用贤能，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前381年，楚国出兵援助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西。楚军穿越梁门，驻军林中，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的联系。赵国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攻克黄城，楚、赵两国大败魏军。
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也影响到秦国的商鞅变法。
邹忌变法：
齐威王和邹忌进行政治改革，接受臣下意见，注意选拔人才，除去不称职的奸吏，奖励得力的将领和官吏，其目的是在巩固统治秩序的同时，谋求国家的富强，这自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经过一番改革，齐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新气象。
影响：
由于齐威王进行了改革变法，实行君主集权和法治，齐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53年，首败魏国于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败魏国于马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的一个改革。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变法使韩国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影响及意义：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刘裕变法：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为“元嘉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基础，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影响及意义：
刘裕本虽是行伍出行，识字不多，但非常重视教育。永初三年（422年）正月，下诏：“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 《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宋书?武帝本纪》）。从而巩固宋国的统治，同时也改善了社会风气。他是东晋南北朝，颇有作为，成就最大，最有建树的皇帝。他所做的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历史的发展。此后南朝不乏有宋文帝，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等政治家，但不难发现他们的改革措施基本上是沿袭刘裕的改革。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为“元嘉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基础，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积贫局面的改变
***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限制了***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积弱局面的改善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裁兵法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为主要***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光绪帝被囚至***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影响：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戊戌***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戊戌***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评价：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推动了清***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
号称以“诗礼传家”的贾府，有一个特别不符合礼制的现象：荣国府的当家人，不是有爵位在身的长子贾赦，而次子贾政。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贾赦都应该坐上当家的位置。
有人说，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贾母偏心，只因她偏爱次子讨厌长子，于是就让长子靠边站，让次子当家。甚至还有人猜测，贾赦不是贾母亲生的，所以才会偏心到这种程度。
因偏心而不顾礼制，这种事情如果是出在市井民间，再正常不过了。但贾府是国公府，上有朝廷同僚，下有黎民百姓，大家都睁着眼睛看着呢。贾母这么明目张胆的偏心之举，就不怕招来非议吗？而且，贾母是万众瞩目的诰命夫人，做出了如此不好的示范，朝廷就不会申斥甚至干涉吗？
其实，得出贾母偏心的结论，还是因为读者读书读得不够细，不够理解作者为红楼所设置的社会背景。书中多次向我们表露，当时的礼制，更注重贤能，也就是择贤不择长。在众多儿子中选择贤能者当家，这是当时的主流风气。
“头上有青天”，贾母是个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之人，从不逾越。客观地来说，贾母确实有偏心之举，但她的偏心，主要体现在对孙子宝玉的宠溺上。她的这种宠溺，有充分的理由：祖母疼爱未成年的孙子，这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只不过是“背地里纵他一点子”。而且，贾母对宝玉的宠溺，是有限度的，有严格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只允许宝玉在府内放纵，一旦出了府，就得拿出国公子弟的气派，有礼有节。否则，“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所以，我们看到，出了府的宝玉，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得非常周到，一点都没有被宠溺的样子。
可以说，在维护贾府的体面上，没有人比贾母更在意。第四十回，贾母带刘姥姥游大观园时，行了一回令，她的第一句话便是“头上有青天”。
这句话，便是贾母最基础的价值观。这个“青天”，既代表王法，又代表天道。所以，贾母既不会干伤天害理之事，又不会做出违背法律法规之事。维护礼法，是她坚守的底线。而且，这种底线的坚守，不是表面功夫，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她从内心深刻认识到必须这样做。
第六十九回，王熙凤把尤二姐带到贾母面前，隐瞒了贾琏偷娶的事实，只说是王熙凤为贾琏娶的二房。贾母自然高兴，只是强调“一年后方可圆得房”。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因为当时正在国孝期间，圆房就是违背礼法。但是，圆房这种私密之事，只要不出去宣扬，不会有人知道。所以，要不要做，纯靠自觉。贾母的强调，说明她对礼法的坚守是发自内心的。
这么坚守礼法之人，怎么会因为偏心就不顾礼法让次子当家呢？
让次子当家，是选贤任能，符合当时的礼法。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制占据着主流位置。但是，不得不承认，有那么几个特殊时期，选贤不选长，注重贤能代替了嫡长子继承制。
红楼所设置的背景，即是这样的礼法制度。
贾元春以女史身份进宫多年，才因为“贤孝才德”晋封为妃。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元春虽然是贾政的女儿，但她从小被贾母带在身边教养。贾母的身份是极为高贵的，她能说出“拆了太医院”这样的话，不是因为她狂妄，而是因为她的地位之高。她亲自教养出来的孙女，其身份地位已不是简单的从五品员外郎之女。这样的身份，完全可以直接送进宫当妃嫔，何必要去做辛苦劳累的女史？
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只重贤能，不重出身背景。元春能不能当妃嫔，不看出身，要看她本身有没有做妃嫔的才德。所以，后来她能晋封为妃，是因为她的“贤孝才德”，是她本身的才能得到了重视。
另外，第五十五回，王熙凤向平儿赞叹探春之才德时，明确地说“庶出一样”，说明当时是个只重贤能才德的社会。在贤能才德面前，连嫡庶都不分了，更别说长幼了。
所以，贾母选择让次子贾政当家，并非偏心所致，而是次子贾政的才德远高于长子贾赦，更适合做当家人。
当家人的职责：对内约束子弟，对外代表家族迎来送往。很多人看到当家，就只想到钱财和权势。实际上，当家人真正要担当的，是职责。尤其是像贾府这样的大家族，当家人的选择更要慎重。因为当家人身负两重职责：其一就是以自身为表率约束自家子侄；其二就是作为家族的代言人，对外迎来送往，在人情来往中维护家族的体面。
书中有交代，贾政原本“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后来是因为要“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才自律收敛。这个转变，应该就是从他当家开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就无法要求子侄们做到。以贾赦的品行，当然做不到为子侄们做表率，唯有贾政，“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这样的品行，才适合以当家人的身份教育子侄。薛家进京时住进贾府，薛姨娘想的也是“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希望能依靠贾政把薛蟠“拘紧些儿”，让薛蟠不再“纵性惹祸”。
这是说对内，还有对外。荣国府是国公府，在朝中颇有名望，平常来往的也是王公贵族，尤其是一些同为开国功臣之后的世交。谁来代表荣国府与这些人来往？很显然，贾赦非常不适合，他的所作所为，只会给荣国府丢脸。
所以，贾赦和贾政兄弟俩相比较，谁更合适当家非常明显。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贾赦的品行那么不堪，连当家都不够格，又怎么能袭爵呢？这是因为，贾赦所承袭的这个爵位，只是个虚名，没有实际的政务要处理。也就是说，坐在这个位置上，无论品行如何，都对他人不会造成影响。除了这个虚名给了贾赦，其名下的爵产，都归了公，由贾政管理，贾赦只是从中拿一部分补贴另过。
当然，贾赦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属于贤能之辈，所以，他对抢了他当家权的弟弟并没有意见，兄弟俩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第七十五回的中秋家宴，贾赦讲了个母亲偏心的笑话，很多读者认为这是贾赦借笑话发泄对贾母偏心的不满。其实，这还真是冤枉了贾赦，书中有一句话：“贾赦听说，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贾母疑心，忙起身笑与贾母把盏，以别言解释。”如果贾赦真有借笑话发泄的本意，就不会觉得自己“出言冒撞”，也不会认为是“贾母疑心”，更不需要“以别言解释了”。这个笑话，实属无心之举，是误打误撞让贾母误会了。
而贾母对这个笑话上了心，也正因为她并无偏心之举。活到她这份上，还有什么敢做不敢当的？真是偏心，会理直气壮地承认，而不会对此耿耿于怀。
贾母此时的耿耿于怀，其实是因为被误会而伤心。所以，随后贾赦“被石头绊了一下，歪了腿”，贾母“忙命两个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之后又说“我也太操心。打紧说我偏心，我反这样。”这正是她对不被理解的慨叹：我哪有偏心啊，我对长子的关心从来不打折扣。可我这样操心，却还是说我偏心。我这当娘的也当得太累了。
是啊，不被理解的痛，才是真正的痛。从书中透露的信息可知，贾母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爷们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贾赦）、二老爷（贾政）也记不清楚了。”丈夫早逝，这么大个家需要贾母来撑着，真心不容易。其中的难，连儿子都不理解，怎能不伤心？
当然，也正因为贾母当机立断让贤能的次子贾政当家，才让荣国府能支撑到现在依然声望不减，这哪是偏心的人能做到的？
所以，说贾母偏心宝玉没问题，说她偏心贾政就太冤枉她了。这个从重孙媳妇一路走到太奶奶的老封君，虽然在某些事上有私心，但在大是大非上从来不含糊。她撇开长子贾赦，让次子贾政当家，并非偏心之举，只不过是顺应了重视贤能的社会风气，选择让贤能者上位而已。
晏婴(约公元前585-前500年)，字仲，谥平，世称晏平仲，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市)人。齐人夫晏弱之子。是齐国杰出的政治家，也是齐国历史上唯一可与管仲并称的一代名相。他从公元前556年袭父爵为齐国大夫，历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齐景公时为国相。孟子曾赞之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司马迁说：晏子“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为政期间，大力提倡以礼治国，省刑薄敛，宽政惠民，敬贤远佞，反奢倡俭；在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中，机智善辩，不辱使命。为政敢于犯颜直谏，以匡君过。因此，刘向在《序录》中称赞晏婴“尽忠及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现仅就其治国主张及措施列述如下：
一、国运靡常 以礼治国
晏婴当政期间，齐国公室日益哀微，大夫专权日益严重；并且屡屡发生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的现象。在这“礼崩乐坏”,“国运靡常”的形势下，为了使国家稳定、社会安宁，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并付之于实践。晏婴指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点，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失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认为，礼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只要以礼治国，就会出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社会秩序。”如果国君不用礼，就不能治理国家；大夫不讲礼，就会杀掉他的国君；儿子不讲礼，就会杀掉他的父亲；兄弟之间不讲礼，就会互相残杀。因此，无礼或者有礼而太守礼，整个社会就处在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
晏婴认为，君王的守礼是十分重要的。他常常规劝景公要带头守礼。淳于国人献一美女给景公作妾，生了个儿子叫荼，景公很宠爱他。有些大臣商量想让景公废掉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晏婴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违礼的举动，使规劝景公说：“不能这样做!以贱敌贵，是国家的大害；废大立小，是祸乱的根源。阳生年长而受国人拥戴，君王不能废掉他!”他又说：“立太子有一定的礼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长。希望君主能够用礼来教导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恶，用大义引导他，使他不要贪婪于私利。长少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长幼就有序不乱而合乎***了。”可是，景公不听晏婴的劝告，还是立荼为太子。
结果(景公死后)，田氏杀太子荼，立阳生为国君；后又杀了阳生，立了简公；最后又杀了简公将齐国据为己有。(《晏子春秋·内篇谏》)
晏婴还重视运用礼义来抑制私门的发展。景公十六年(前532年)齐国发生了陈、鲍氏与栾、高氏的激烈战斗。据《左传·昭公十年》载：
五月，庚辰日，齐景公、陈、鲍之军和栾、高之军在齐都的稷里作战，结果栾、高之军败北，接着他们又在齐都庄里被战败，齐都人民都追击栾、高，结果又在鹿门战败了他们，最后栾、高亡命鲁国。陈鲍二氏要乘机瓜分栾、高两家的财产。可是晏婴却认为这是违背礼义的行为，他义正词严地告诉陈无宇说：“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亡本世，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在晏婴看来，义和利相比，义是根本，只有用义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违礼的越规行为。否则，见利忘义，就必然招来祸患。他强硬地指出：必须把栾、高的财产献给君王。陈无宇听了晏婴的话，就把栾、高的财产都献给了齐景公，然后自请退隐莒国以养天年。晏婴就是这样，遏制卿大夫的利欲，从而维护了公室的利益。
另据《左传》、《晏子春秋》的记载，田氏为了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在自己的封邑内，***取了小斗进、大斗出的惠民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结果田氏笼络了民心，扩大了自己宗族的势力。面对田氏势力的迅速增长，齐景公十分担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是请晏婴帮助想办法来遏制田氏势力的增长。晏婴提出的遏制田氏势力的手段就是礼。他认为只有礼，才能阻止田氏代齐的进程。他说：“唯礼可以己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就是说，根据礼的规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对国人妄施恩惠，百姓不能懈怠劳作，财货不能迁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职，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收国家的赋税。这样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就一心为国，就会避免私人势力的强大。为了使臣民懂礼、守礼、保持社会稳定，抑制私人势力的发展，晏婴劝谏君主在守礼方面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这样，天下有礼之士就会簇拥在齐侯的左右，从而为治国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础，而那些无礼之士就难以容身。这样，就会使姜齐***得到稳定。
正是由于晏婴重视礼义，强调以礼治国，这才使当时齐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桓、管霸业的余绪，使齐不失为大国而自己也身显诸侯。
二、薄敛省刑 宽政惠民
史称景公奢，由于其赋敛无度，刑罚苛重，使得百姓负担过重、上下矛盾异常尖锐。针对这一情况，晏婴***取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缓和矛盾，稳定局面，概括地说，就是薄敛省刑，宽政惠民。
(一)薄赋敛
对于齐国的赋敛之重，晏婴早有觉察。《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当晏婴出使晋国，与叔向谈到齐国的状况时指出：“此季世也，吾不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贵。民人痛疾……。”这就是说：齐国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骄奢*逸的生活，无限度地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把老百姓收获的三分之二，都纳入公室，只留下一分让其维持最低的衣食之用。结果是公室所积聚的粮食、财物都腐朽生虫，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对于这种情况，晏婴是焦急不安的。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诛祝史时，晏婴趁机劝说景公行仁敛，薄赋敛。说：“处死祝史也解决不了问题，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泽的水草，由舟鲛看守；荒野的柴 ，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渔，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无法取用。偏远乡野之人，也都来到齐都服役，靠近齐都的关卡，向商旅税征暴敛，世袭大夫的家人，强行向商人索贿；处理政务不遵守法律，对人民谋求无度，可是宫殿却每天都在兴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宫的宠妃在市场上巧取豪夺，朝庭上的宠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欲一天天强烈，如果不给，就诬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祷告是有益处，诅咒却有坏处，然而从聊城、摄城以东算起，到姑水、尤水以西，齐国境内的人民很多，不论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胜过千万愤怒人民的诅咒呢?贤君***若要诛杀祝史，还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齐景公听了晏婴这番话，感到很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各级官吏推行仁政，并且撤销省都的各处关卡，重新开放禁止百姓民进入的场所，最后减免租税，轻赋簿敛。景公自己也下罪己诏，向国人谢罪，从而使民受惠而国以安。
《晏子春秋·景公问千圣君其行如向，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篇也载看晏子谏景公薄赋敛的内容：
晏子进谏景公说：“我听说，问道的人是想改行政道，明白了道理的会肃然起敬。现在君王的赋税繁重，所以百姓离心离德；市场上贸易欺诈诳骗，所以商旅断绝；玩好充斥市场，所以日常家用匮乏……。身旁满是嗜欲贪婪之人，全国一片非议责骂声，而您却不加考虑”。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于是下令不要再进献玩好，市场贸易要公平，不准欺诈，宫室不要再修饰，没有完工的建筑停止修建，停止劳役，减轻赋税。晏婴还要求景公，要注重渔盐业和关口的管理，取缔奸商不法之徒。赋税，对农民只收取十分之一。晏婴关于薄赋敛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证了齐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省刑场
齐景公时，由于严刑峻法，致使齐国“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 (《晏子春秋·内谏下》)在市场上则是“履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
对这种情况，晏子进行了一次次的进谏。《左传·昭公三年》载：景公要为晏子更换住宅，晏婴以靠近市场便于体察民情，有利于治国行政为由而拒之。齐景公问：“贤卿既然住在靠近市区的地方，你知道物价的高低吗?”晏婴回答说：“我既然住在市区，怎敢不知物价的高低呢?”齐景公问：“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呢?”晏婴回答说：“义肢贵，鞋子便宜。”景公听言，知受断肢酷刑的人太多了，遂下令减轻酷刑。对此评论家说：“一个有仁慈的人，他的话都是为了众人的利益。由于晏婴的一句话，而使齐君减轻了人民的刑罚。《诗经·小雅》篇说：‘贤臣如果能推行仁政，那么乱事就会停止’。就是指这类事情而言。”
《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省刑之谏是很多的。如：“景公欲诛骇鸟人，晏子谏止”、“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止”、“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止”、“景公以抟治之兵未成功将杀之，晏子谏止”、“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将加诛晏子谏止”等等，可以说是为了省刑，晏子谏君无所不及。
晏婴还要求景公：“减轻刑罚，如果是死罪的减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减为惩罚，如果是惩罚的就免罪释放。”(《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主张对严酷的刑罚加以改革，反对对民众滥施暴力，对于缓和当时齐国国内不断激化、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百姓的安定生活，是有其积极社会意义的。
晏婴的薄敛省刑主张，是与他“宽政惠民”的仁政思想相一致的。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恣意掠夺和杀戳，这无疑是对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保障人民生活财产，是大有益处的。
三、选贤任能，惩治谗佞
选贤任能，惩治谗佞是晏婴治国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没有大批的贤能之士，是根本办不到的。他曾总结了桓公得以称霸诸侯的历史经验，认为：“先君见贤不留(留迟滞)，使能不怠。是以内政***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当齐景公问晏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如何举措时，他明确地回答：“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与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反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任用贤能之士，则是莫大的不祥。他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在识贤方面，当景公问取贤得人之道时，晏婴指出：“观之以其游，说之以其行，君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认定其身，……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不取。”(《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这就是从其社会交往上，从其实际活动中的关键时刻，来具体考察人才的优劣；而不是靠道听途说和一面之辞来作决定。
在任贤方面，当景公问任人之道时，晏婴指出：“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这就是，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注重其所长，不能过分究其短。晏婴对齐桓公拜管仲的相，任贤不避私仇；举宁戚为大司田，任贤不弃微贱的大度胸怀，极为赞赏，并努力效法之。据《史记》载：
晏婴的车夫刚开始为其骂车时，以为自己是为国相驾车，神***飞扬，甚为得意。但不久这位车夫改变了态度，处处表现出一种谦让精神。晏婴见他改变态度，便问其中的缘由。车夫如实地告诉了他。原来，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丈夫驾车时那种自得神态。等到车夫回家，他的妻子提出要离婚。车夫问其原因。妻子便对丈夫说：“晏婴身高不过六尺而做齐国的国相，并且名声显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神情安详，考虑深远，非常谦恭谨慎。你身高八尺，却为人驾车，而且神态非常自得，我因此要离去。”从此以后车夫就变得谨慎廉虚起来。晏婴因为车夫能听从妻子的劝告，自勉自强，一心向上，于是就把他推荐给景公做了大夫。
齐景公时，晋国举兵攻伐阿、甄。燕国也侵扰河上，齐国军队节节败退，景公非常忧虑。这时，晏婴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他说，田穰苴虽是田氏庶出，但很有才能，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所说后，急忙召见田穰苴，并和他谈论用兵之道。穰苴果然精通兵法谋略，景公很高兴，便任命田穰苴为将军，率军抵抗晋、燕之师。由于田穰苴治军严明并按军法斩杀了迟到的监军庄贾，军威大振。特别是由于把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深得士兵的拥护，士气高涨。结果，晋军听说后撤军而去，燕军也渡水退回。田穰苴率兵追击，收复了全部失地，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晏婴在主张举贤用贤的同时，积极主张惩治谗佞。他指出，恶人不去，贤人不进；谗佞不除，忠臣不用。尤其是君主身边的谗夫佞臣，依托君威，加害贤良，危害国家，故为国之大患，晏婴把这种人比做“社鼠”、“猛狗”，力主惩之，除之。《晏子春秋·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篇曰：国家也有这类社鼠，国君的左右近侍有的就是。他们在宫内对君主隐瞒善恶，在宫外靠权势迫害百姓，不除掉他们，国家就要混乱；但要诛杀他们，他们却被国君保护而受到宠爱，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国家也有猛狗，这就是某些当权的人，有道德有知识的人，想来求见您这大国的君主，可是他们都迎上去咬他们，这些人也就是国家的猛狗啊!君主的左右亲近是社鼠，当权的人是猛狗，君主怎能不被蒙蔽?国家怎么能没有忧患呢?因此，明君贤臣治国，必须尊贤、举贤、用贤；去谗、除佞；如此则国治民安。
四、反奢倡廉 节俭力行
齐景公时，奢侈***是齐国朝政的一个突出问题。《淮南子·要略》篇说：“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辩，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钟赣。”景公如此奢侈腐化，而齐国百姓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晏婴一次次地进谏景公止奢侈，行廉政。一年大雨连绵一连下了十七天。但是，景公仍然是日以继夜地饮酒作乐，并且派人巡视国中，罗致善歌的人。晏婴听说后，愤然去见景公说：“大雨连绵下了十七天，房屋毁坏的每乡都有数十户，缺粮挨饿的百姓每村都有好几家，年老体弱的人，天寒受冻连一件粗布衣都得不到，忍饥挨饿连一顿糟糠都吃不上。他们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然而君主却日夜饮酒作乐，令人到处罗致歌人不止。用国库的粮食喂马，用牛羊肉养狗，三宫姬妾都饱食膏梁肥肉，您对狗马姬妾不是太优厚吗?对乡民百姓不是太薄情了吗?我身为国家大臣，忝居百官之列，却让百姓灾民受冻挨饿，使君主贪恋酒以失去民心而不知忧虑，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景公纳晏婴谏，授权晏子赈济灾民。三日期满，官吏赈灾完毕。晏子上报说：受灾贪民一万七千家，用去赈灾粮九十七万钟，柴薪一万三千车。毁坏房屋的二千七百家，用去修缮费用三千金。景公听毕，然后回到宫内，降低了饮食标准，不再击鼓奏乐。晏婴又请求景公裁减侍从和使君主移情丧志的歌儿***，结果三千歌儿***被辞退。
景公曾问晏子说：“我想穿古代圣王那样的衣服，住居代圣王那样的房屋，如果这样，诸侯就会来归顺吧?”晏婴趁机讲明了行德政、施仁义，爱民节用的道理。他说：“夏禹、商汤、周文王并***同样的衣服而统治天下，并不是靠服装来使诸侯归服的，而是真诚地爱护百姓，成功地施行善政。古时曾有身穿极为简朴的衣服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礼拜他们的服饰，而是归顺他们的德政。古时曾有居住木巢洞穴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礼拜他们的居室，而是归顺他们的仁政。”他又说：“现在君主您把楼台阁榭修得没法再高了，把池塘挖得没法再深了，还极力追求雕镂的精巧，花纹的精美而不知满足，那么这乃是在与百姓结仇啊。我想这样下去，国家恐怕要危险了，您也不得安享了。您竞然还想使诸侯来归服，不是也太难了吗?”晏子谏止了齐景公的奢行。
在反对奢侈***的同时，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虽然晏婴身居相国高位，但他严以律已，廉洁从政，他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十分节俭，为百官做出了榜样。吃的是“脱粟之食”、“肉不足”，穿的是粗布衣，仅有的一件皮衣，竟穿了三十年。住的是“近市渊湫嚣尘，不可以居”的陋仄之室。上朝时，常坐弊车，驾驽马。在婚姻方面，仍以老妻为伴。晏婴生活如此俭朴，可他一再辞去景公赐与的封邑、千金、狐裘、宅第、市租、辂车、乘马等，为百官作为表帅。
晏婴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认识到，清廉则为福，贪欲则为祸，而且能够自觉做到以德抑欲，以义御利。《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国平定崔庆之乱后，功臣都受到封赏。景公曾赏赐给晏子邶殿(今山东省昌邑市西)附近六十邑，晏子不肯接受。子尾问晏子：“富，人之所欲也，何独不欲?”晏子说：“庆氏由于贪图封邑而招致灾亡，而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控制欲望的结果。反之一旦增加邶殿的封土，这固然可以满足我的欲望，然而欲望满足了。死亡的日子也就快到了。这并不是我讨厌财富，而是深怕因此丧失财富。况且富有如布帛的宽度，最好是加以适当限制，而不让它任意变化。人都想在富裕中生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随心所欲地享用。因此就用道德来规范限度，不可以过分富有，这就叫做财富的限度。财富过多，欲望太大就会惹祸，因此我才不敢贪婪太多的财富。”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景公派梁丘据给晏子送去华车好马，一连几次，晏子辞而不受。他对景公说：“君主您让我统理的百官，我率先节减衣食，给百官、百姓做榜样，然而还担心他们奢侈浪费而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现在华车好马，在上面君主乘坐，在下面我也乘坐，那么百官、百姓不讲礼仪、衣服饮食奢侈而无度， 就没办法禁止了。”可见晏婴的倡俭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不仅为了改变齐国奢侈***的政风，同时也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安定国家，稳定人心。
由于晏婴的克己奉公，尚俭倡廉，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上廉相的楷模。对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人弦章便深受晏婴的影响，被誉之为：“弦章之廉，晏子之遗风也。”(《晏子春秋·外篇》)《隋书·地理志》载：“齐地男子务农桑崇学业，其归于俭，则颇变旧风。”明嘉靖《青州府志》称：“齐地汉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子的移俗不无关系。”可见晏婴尚俭倡廉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之深远。
五、折冲樽俎 不辱使命
晏婴身为相国，曾多次代表国君，或接待使者，或出使四方。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晏婴总是以其机智善辩，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晋平公准备攻打齐国，派范昭前往齐国观察刺探有关情况。齐景公设宴招待他。酒喝到尽兴时，范昭故意挑衅试探，先是提出要用景公用过的杯子饮酒，接着伴醉让奏周王的乐曲。晏婴识破了使者的心机，给以针锋相对地回击，全都拒绝了他。事后他向景公解释说：“范昭为人，不是浅陋而不懂礼仪，而是想试探我们君臣，所以拒绝了他。”后来，范昭回国报告晋平公说：“齐国是不可以攻伐的，我想试探一下他的礼法行为，而被晏子识破了。”对此孔子高度评价说：“夫不出手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意为不出筵席之间，而退敌于千里之外。从而阻止了一次不义之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晏婴重视以礼治国，他把重礼的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外交活动中去。强调诸侯相交以礼为先，反对诸侯间的无礼和非礼之交，让列国宾服。
有一次晏婴出使吴国，吴王听说晏婴非常机敏且善于辞令，使想嘲弄晏婴一番。当晏子到达吴国时，掌管接待的侍从官吴王的吩咐对晏婴说：“天子请见!”晏婴一听非常吃惊，心想齐、吴都是诸侯国，吴王怎么可以自称天子呢?这不是有意蔑视齐国吗?随后他想出了对付的办法，但没即动声色。“天子请见!”侍从官连喊三声，晏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侍从官飞报吴王，吴王只好亲自出来接见晏婴。晏婴见吴王出来，便首先施礼，然后问吴王：“我是受齐君之命来贵国的。我是一个糊涂人，而糊涂人常常受骗。方才听侍从官高喊天子请见。您既然以天子自称，那我今天就是踏上天子之朝了。不过请允许我大胆问一句：原来的吴王应放在哪里?”吴王听后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改变了称呼，行了诸侯国的礼节，与晏婴正式相见。吴国朝庭中的官员见到这般情景，私下里无不赞叹：晏婴真是一位勇敢机智的外交家。
晏婴经常出使各国，他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庄重的举止，威严的气势，应对如流的言辞，倾倒了各国诸侯，完成了与诸侯修好的外交使命。晏婴出访鲁国时，鲁昭公问他怎样才能使国家安定、民众归服?晏婴回答说：“我听说傲慢大国，轻视小国，国家就危险；轻率断案，加重赋税，百姓就会离散。事奉大国，扶助小国，是安定国家的根本保证，谨慎断案，减轻赋税，是聚集百姓的办法。”(《晏于春秋·内篇问下》)，此后晏婴又出使鲁国时，鲁昭公却突然说：“我听说贵国的君主是一位邪僻不正的君主，为什么凭您的德行，却去侍奉他呢?”晏婴略加考虑后回答说：“我没出息，我的族人又不如我，依靠维持祭祀祖先的族人有五百家，因此我不敢选择国君。”晏婴走后，鲁昭公对人说：“晏婴是仁德的人啊!他使齐国国外无诸候侵犹的忧患，内无国家不振的忧虑，却不自夸炫耀；谦虚不自满，本是安邦定国，却托辞是为了供养族人，晏子可称得上是仁慈仁德之人了。”(《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晏婴奉命出使楚国，国为当时楚强齐弱，楚王便想羞辱晏婴借以显示自己的威风。楚王与群臣设下圈套，单等晏婴就范。晏婴来到楚都东门，但守门者却不给他开门，硬要在大门之侧的小门接引他，晏婴明白了这是楚国君臣在设法戏弄自己，便大声对守门的侍者说：“出使狗国，才从狗门进，我今天是出使楚国，不该从这小门进。”于是守门者只得从大门迎入晏婴，进见楚王。楚王见了晏婴便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从容答道：“齐国都城临淄有若干里巷，人们举起袖子可以遮住太阳，挥把汗就像下雨，人比肩继踵，到处都是，怎么是没有人呢?”晏婴回答说：“齐国任命使臣，各有相应的对象，那些贤德的使臣出使贤明的国家，不才无能的使臣出使不才无能的国家。我最无才无德，所以最合适出使楚国了。”楚王宴请晏婴饮酒，喝得酒兴正浓时，两个官员绑着一个人来见楚王，说是齐国人一犯了偷盗罪。楚王看着晏婴说：“齐国人本来就是善于偷盗吗?”晏婴反唇相讥说：“我听说，桔树长在准水以南就结桔子，生长在淮水以北，就成了枳子，叶子空自相似，那果实的味道却不一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水土不同啊。现在这个人生活在齐国不偷盗，进到楚国就偷盗，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盗吗?”晏婴的回答使楚王瞠目结舌。心悦诚服地对晏婴说：“圣人是不可以戏弄的，寡人反而自讨没趣了。”(《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使楚，当受到楚国君臣侮辱时，以机智善辩，嘲了楚王的无礼和愚蠢，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提高了齐国的声誉，更使自己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敢于直谏，匡君救失；为政尚礼、重民、举贤，节俭身体力行，从而使趋于落势的姜齐***，能够在列国争雄中不失其大国地位，得到了诸侯们的敬佩，后世的景仰，被称为一代贤相。以致太史公不得不由衷赞叹：“***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
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
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
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
行政改革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人事改革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四库全书管子
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法制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
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
人性趋利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藏富于民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均田分力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四民分业
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
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外开放
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
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
战略合赢
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
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
食盐工业
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
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控制***，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统计考核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办。
“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
***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
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宏观调控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
有形的手，无形的手
《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
2．国家***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
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消费
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
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做这一***，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
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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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员们待遇很低，朱元璋给干部们定的工资标准非常低。正一品（副国级干部）的月薪是87石米，年薪是1000多石米，而七品县令的月薪不过七石五斗，年薪不到100石，可以说待遇是相当的低了。
可是对待自己的龙子龙孙，朱元璋可是慷慨的很。
亲王的年米是一万石，其他待遇不算，什么黄金白银绸缎珠宝都另算。郡王是两千石，最低最低的，第八等奉国中尉也有两百石，是县令的两倍。
而且亲王每次分封，都会获得大量的庄田，亲王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如果亲王得到皇帝宠幸的话，那更是贪得无厌，比如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在河南和湖广土地多的难以统计，动辄皇帝赏赐数千乃至数万垧地（注意是垧不是亩），后来还要湖广割地给福王，湖广总督说皇上湖广实在没有地可以给他了，我们以后直接交银子行不行？
亲王的地还不用纳税，还不用担心各层官府盘剥压榨，而且朱元璋明令禁止皇室子孙从事士农工商任何职业。所以最后宗室成员除了在家混吃等死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好在个个都富可敌国，所以王爷们成为了明朝最大的***集团。
比如刚刚说到的那位福王，在那万恶的封建社会，古代的食物和现代食物比热量很低的，所以古代人很难长成胖子。可这位福王，生生是长到了三百多斤，巨胖无比。李自成进攻洛阳，洛阳的官军们缺粮乏饷，这位富可敌国的王爷却当铁公鸡，只象征性的出几千两银子，最后李自成破城，福王因为太胖，被李自成活捉，和鹿炖在了一锅，美其名曰“福禄宴”。
说实话，鄙人觉得王爷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职位！
若是高度集权的中央，你王爷基本也就是个摆设；若是偏向藩王制，那么你时刻得提防周围的兄弟是不是想要玩你的名堂，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背上企图篡位的罪名！
单拿明朝来说，明朝的王爷在靖难之役前后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年间）中后期，前期因为对外战事、对内政策需要藩王之权定制模糊。就藩之王有守土之责，享三卫护持（一卫满编5600人，一般满编三卫只有边塞之王）；藩王对所辖藩国之军政有监察、节制文武之权无独断诸事之权；藩王于藩国之内若无诏令不得擅离藩地并不允同时入京觐见；藩王奏报可直达御前无人可阻；非谋逆之罪不得加刑，是非对错听由帝裁；各藩不得插手所属藩国财权，一应俸食杂陈皆由相关堂部发放；藩国之内文武定时面王，王亦可随时传召，对王须以称臣；藩王不得私自见面，违者重责。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后：藩王对所辖藩国民、政有诘责之权，无参政之权；藩王除却生辰诸宴之外，不得与有司会酒；藩王外出需报备有司，获允后方可自行；王府官署有谏、护之责（实为监视）；各藩褫夺统军之权、不以为加；各地文武无需面王，见之可自称官。
其他的时代基本就和洪武年间的待遇差不多，所以说嘛！明朝王爷的生活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过，毕竟头上始终还有一个天子，周围还有自己的“兄弟”呢！
分封初期还是有很大权力的，像燕王，秦王等都是戍边的藩王，手握重兵，甚至拥有财权和行***，朱棣篡位后就开始了疯狂的削藩，收兵权，削护卫，缩财权等，后来朱高煦叛乱和宁王叛乱更是给明朝限制藩王提供了理由，明朝的藩王最后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出城，不能随便做生意，不能随便结婚，更不能干预地方政事的特殊存在，甚至和他们结成亲家的宗族都不允许当官，也就是实力上明朝中后期的藩王就是明朝出钱圈养的肥猪，神马都不能干，神马豆不让干，就是混吃等死，最严重的是这群种猪繁衍的还特别快，明初仅百人规模，到明末已经数十万人，而且他们的俸禄还特高，明朝收入的一大部分要供养她们，一定程度上是这群宗室拖垮了^_明朝，
明朝皇帝朱翊钧，一直想立自己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大臣王爷们却力争应由长子朱常洛当太子，除了皇帝的权威外什么都没有，最终败下阵来。试想，你作为一个皇帝，你连继承人都指定不了，做什么都会被人骂，用来赚取个人名声，自己想提拔个心腹都做不到，你还九五之尊？既然自己不能选贤任能，处处受制，那自己干嘛还那么兢兢业业为文官大臣们打工？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安坐在朝堂上的傀儡，难道我就得乖乖的听他们的？我是皇帝！不是他们治理天下的工具！我就不上朝！就不做那些象征意义的事！
喂猫遛狗，反正基本上你是过得非常舒服的，前提是你要一辈子做一个安分的太平王爷。
说到生娃，就不得不提庆成王朱奇浈，这位庆成郡王一生足足生了七十个儿子（另一说为一百人），由于生的太多，儿子之间竟有互不相识的，每当家宴的时候，一堆儿子团团而坐，面面相觑，虽然互不相识，却个个遗传了庆成王“隆准”（高鼻梁）的外貌特点，也是一大奇观。
明朝对于藩王是比较限制的，当然是指在权力方面了，所以在明朝当王爷，得要老实点，好好过好你的富裕生活，踏实一点，每天锦衣玉食，自己培养一点兴趣爱好，自己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稍微欺压一下平头百姓也是可以的。
可以说王爷就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群体，不要和权臣接触，不要想着在政治，军事上搞事情，无论好的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