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包括：德治仁政，提出“为政以德”（《为政》）。礼治，周礼是儒家孔子所崇尚的社会政治规范，孔子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尊君重民，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不能自诸侯、陪臣出。人治与举贤才，孔子告诫鲁国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告诫鲁哀公，“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主张人治思想，孔子强调尚贤使能，呼吁“举贤才”和“举直错诸枉”（《为政》）。主张大一统；孔子憧憬文武盛世，怀念周初的一统天下，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汇集在他与***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写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孔子之后，孟轲和荀况分别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广收门徒，号称***三千，达者七十二，为继承、发展和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教育主张、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教育主张
作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并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这些主张,渗透到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形成一套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
（一）教育对象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类，应作种类、族类、类别解。孔子此语的本义是：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庶鄙，不论种类、族类，“宜同资教”。孔子也在其一生的教育中实践着他的这一主张，孔门三千***中，既有拥有很大权力和财富的贵族子弟，又有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既有商贾之人，又有劳动者，甚至有人还曾经为盗，所以荀子也说孔门多杂（《荀子·法行》）。《吕氏春秋·劝学》说:“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实无不可”，这也是“有教无类” 的真正含义。
（二）教育主体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在他之前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并以此谋生的人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孔子早年虽也“尝为委吏”，“尝为乘田”，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教师这个社会阶层，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孔子第一次明确主张了老师的专职性，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教育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精神追求道，并极力寻找弘道的机会，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们受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政治，改良社会政治，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反对了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成为当时积极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教育内容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够确切的说法。刘謼南说：“夫文与行，固为二物，至于忠信，特行中之两端耳，又何别为二教！”指出忠信二而实一，是正确的。从孔子教育的目的上看，他要培养的是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和谐统一的君子，所以，他教育的内容也是德才并重，既加强道德教育也注重知识教育。
（一）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是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即所谓德育。孔子的德育最主要的内容是“仁”。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但不外是“爱人”这个总原则。他同时还提出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丰富发展了德育的内容。
孔子在德育的方式上，十分注重实践，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在研究孔子德育主张时，匡亚明先生说：“道德行为是检验道德认识是否明确、道德情操是否高尚、道德观念是否坚定的试金石，是品德修养进入躬行实践的最主要的环节。”（《中国历史是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二）文献知识 在文献知识方面，孔子主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教授学生。对于“六艺”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诗》即《诗经》，共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在当时主要用于典礼、应接和赋诗言志等方面。孔子认为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建功立业的主要手段，并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乐》是孔子教育中一项重要教材，包括音乐基础知识、音乐理论、音乐审美、音乐功能等内容，是孔子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书》又称《尚书》或《书经》。现在所见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由《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拼合而成，共二十九篇。《书》是孔子的教育体系中培养从政人才的政治课本。
《礼》是现存礼书经东汉郑玄融合“古”“今”两派后，定型为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讲各种官制，《仪礼》讲各种典礼节仪；《礼记》讲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
《易》又称《周易》，讲解事物变化。《周易》以八卦为纲构成体系。基本符号“―― ”（阴爻）和“— ”（阳爻）两种，再由“―― ”和“— ”三三组合，而成八类，再将八类两相重而成六十四门。关于《易》的传统说法是：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翼，但未必全部可靠。孔子晚年专研过《周易》，并以《易》教授***。
《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世有《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传》阐释它。孔子晚年专注于修编《春秋》，他曾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孔子对学生进行政治和历史教育的教科书。
（三）体育锻炼 孔子除教授书本知识外，还以一些技艺为教育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和“御”即属此类。“射”是射箭，“御”是驾车，都是当时上层社会对士阶层的要求之一。
教学方法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其一生出色的教学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
(一)学、思结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要占有知识材料，“思”就是对看到的知识材料进行分析思考。孔子认为，要使一个人成才，就必须通过培养，使他既善于占有资料又勤于对资料进行独立的思考，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教好学生。
关于孔子学思结合的教学方法，清初王夫之曾说：“致知之道有二：曰学，曰思，……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愈远，思正有助于学。”(《四书训义》卷六)
(二)因材施教 教学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它的教育对象是各个不同的有着独立意识的人，这就决定了教学活动中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方法同时教育好所有的受教育者。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创造性地施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并不说孔子要把人分个三六九等，而是说孔子能够正视学生资质上存在的差异，根据学生自身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有选择地施以不同的教育。《论语?先进》中记载，冉求做事好退宿，胆子小，孔子就教他凡事要果断，想到了就应马上去做；仲由胆大，欠考虑，孔子怕他冒失惹祸，就教他遇事要退一步想，孔子就是用这种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们的德业修养的。
(三)善于启发 循循善诱 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教育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说，教育学生不能简单地***取灌输的方式，而应该以学生为主，在学生思考后仍不得要领时再开导他，在学生想表达自己思想而苦于说不出来的时候再启发他说出来。另外，如果学生仅停留在对知识的了解，而不能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就不要勉强教下去了。这总的精神体现了孔子务实和对每个学生认真负责的教学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教学相长 孔子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可以说，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孔子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回答情况的书。教学相长最重要的是老师要勇于放下架子，面对自己的不足，勇于承认不足，敢于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并把学来的知识应用到以后的教学中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实际上，“诲人不倦”是要以“学而不厌”为基础。另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中体现的师生平等观，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学习方法
孔子认为学习可以使人获得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将学习过程大致分为七个阶段：立志、博学、审问、慎思、明辩、时习和笃行。在这些学习的阶段中，又总结出许多学习方法，这些方法直至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善于总结 学习是一个把外在知识转化为内在能力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因此，不可能一时一地将所有的知识全部内化为自身的能力，而要经过长期不断地积累，这就需要不断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复习总结。子曰：“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道尽学宗，显然孔子认为，不断地复习总结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这种复习不能是机械的重复，也不只是简单的重复记忆。每次的复习总结都应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点，不同的目的，这样每次重学才会有不同的感觉和体会，一次比一次获得更深的认识，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提高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中得到升华。
（二）学思结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是读书，却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缺乏信心。孔子在这里对“学”与“思”的辨证关系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学”是“思”的基础，只有不断地充实新的知识，思考才能有所依据，才能不致陷入毫无根据的臆想；“思”是“学”的灵魂，在学习中，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驾御知识的头脑。如果一个人不会思考，他只能做知识的奴隶，知识再多也无用，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学到好知识，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
（三）举一反三 孔子提出的一种演绎类推的学习方法。《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与“闻一知十”（《公冶长》）属同一性质的类推方法，这一方法更明确地限于由已知到未知的同类相推。孔子认为，只有掌握了这种学习的方法，才能有效的对知识进行学习，才能“君子不器”。
（四）谦虚诚实 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学习中要善于向比自己差的人学习比自己好的方面，不断完善自己，对待知识要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不会装会，要养成谦虚诚实的学习态度。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一、 《春秋》笔削显义与《左传》叙战征存兵谋
元黄泽曾云：“《春秋》书法，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见圣人笔削之旨。”（元赵汸《春秋师说》卷下）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亦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有以独断于一心”。《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博***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可知”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由此观之，《左传》之历史叙事，当有得于《春秋》笔削书法之启益，尤其是前后、异同、详略、重轻之取舍与斟酌。
文辞以叙事为最难，而《左传》精工于叙事艺术，为诸家所推重。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推崇《左传》为“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唐刘知畿《史通·杂说上》称扬《左氏》之叙事，“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清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序事之文，义法莫备于《左》、《史》”；
《左传义法举要》，“《左传》叙事之法，在古无两”。章学诚《论课蒙学文法》特提叙事之法，“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备于《左传》”。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要之，从诸家之赞赏标榜，可见《左传》之工于叙事，不止是以史传经之功能而已。若论及中国叙事传统，自《春秋》开创经学叙事之后，《左传》发扬光大之，拓展为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其中之笔削去取，详略、重轻、异同、前后，多发用于《左传》之叙事艺术中。方苞《史记评语》称：“纪事之文，去取、详略、措置，各有宜也。”此之谓也。
《左传》工于叙事，非其他典籍所可及；叙事门类中，尤其长于叙次战争。故五代梁敬翔谓是“纪战伐之事”，三国魏隗禧指为“相斫之书”。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鞍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以及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秦韩之战（僖公十五年）、宋楚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吴越槜李之役（定公十四年）、吴楚鸡父之役（昭公二十三年）、吴越笠泽之战（哀公十七年）等等，皆节次详明，兵法娴妙。吴阖生《左传微》卷四称：“《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清王源《左传评》卷一亦云：“千古以兵法兼文章者，唯《孙子》；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传》。”马骕《左传事纬》卷三则称：“《左氏》叙韩原、城濮、鄢陵、鞍、邲诸大战，节次详明，兵法贤妙，而文气亦复郁勃，故文士良将，皆莫不好之。”由此观之，《左传》叙战之殊胜处有二：其一，征存兵法谋略，体现历史资鉴使命。其二，叙次战争成败，拓展传统叙事规模。本文拟以晋楚城濮之战为例，论述《左传》如何传承《春秋》笔削之书法，《左传》叙事如何发挥属辞比事之教，如何经由详略、重轻、前后、异同之措置安排，以表现叙事之艺术与资鉴之史观。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所谓“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彰”，诚哉斯言！
二、 《左传》征存兵谋与历史资鉴
历史编纂，必有其著述旨趣，或称之为史义、史观，以主道史料之搜罗、史事之取舍；指引辞文之损益，乃至于褒贬之依违。清方苞以《左传》《史记》二史传为典范，而倡古文义法，《书〈货殖传〉后》称：“义以为经，而法为之”，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连属？此“法”之运用。于史传编纂之前、之中、之后，多已脉注绮交于史义、史观，进而体现于史传。章学诚论“《春秋》之义，昭乎笔削”，所谓“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者，即是史义、史观之发用。
《左传》一书，于编年体之发用，远较《春秋》成熟而赅备。晋贺循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后魏高祐曰：“《左氏》属辞比事，两致并书，可谓传史意，而非全史体。”吕祖谦谓：“《左氏传》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之。”（以上并见清朱彝尊《经义考》）刘知畿《史通·繁省》引晋干宝《史议》，历诋诸家，而归美《左传》，以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近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称美《左氏》书特色之一，为“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之著述”。此与啖助、赵匡所云“叙事尤备，
颇见本末”，章学诚所言“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可以彼此发明，相得益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清初魏禧著有《左传经世钞》二十二卷，《自序》云：“《尚书》，史之太祖；《左传》，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举凡执大事、断大案、定犹疑、决权变，古今经世御变之要领，《左传》已先具备，而颇足参考与借镜。其中，《左传》叙次诸战役之成败，往往勾勒征存兵法谋略，盖缘于史乘之使命，为提供经验教训之资鉴为依归。
世之言兵法谋略者，多宗祖《太公阴符》《六韬》《三略》，或取法《孙子（武）》《孙膑》《吴子》《鬼谷子》以为足。不知前乎此者，有《左传》叙战，善言行军用兵之韬略。举凡蒐卒简乘，进攻退守，奇正之道、虚实之方、离合之术，要多灿然大备（参考张高评《左传之武略》）。由于《左传》叙战征存兵谋，提供用兵者随方而取则，为将者究心以淹通，是以古来名将，如蜀汉关羽、晋杜预、宋岳飞、明戚继先、清曾国藩，无不通习《左氏传》。明陈禹谟《左氏兵略》卷首，列古今名将通晓《左传》者六十余人；揭示《左氏》之韬略近百，持历史重演运用者为佐证，可谓洋洋大观。唐太宗曾与李卫公谈《左氏》兵法：“朕观千章万句，不出‘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案：此言典出《左传》昭公三十年，伍员对吴王阖闾问：“伐楚何如？”伍子胥提出“三师肄楚”（三分疲楚）兵谋：“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吴王***用长期消耗战略，于是楚“无岁不有吴师”，因而吴虽小而能敌大，兵寡却能击众。“多方以误之”之诡道奏效，吴于楚一败于豫章，再败于柏举，三败及郢。由此观之，《左氏》兵法，与《孙吴兵法》不同者，《左氏》兵法征存于战役之中，体现乎史事，佐验于战役，非凭空蹈虚***可比。《史记·太史公自序》引《春秋繁露·俞序》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者明也。”《春秋》志在经世如此，《左氏》踵继《春秋》，成公十四年《春秋》五例，其五曰惩恶而劝善，可见经世资鉴之志无异。有此经世之志之义，故《左传》叙战，详叙重写兵谋，而略言轻点战事，此《左氏》之特识。有此别识心裁，故与后世详叙战况之如火如荼者，不可同日而语。
三、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取决于兵谋之高下优劣
《左传》叙次春秋大小战役，为数在100场以上。交战必有双方或多方，结局自有胜负成败。《左氏》叙战，始终不忘历史之资鉴使命，揭示各大战役所以成败胜负之因素，往往不厌其烦。综考《左传》之叙战，影响双方战役成败胜负之缘因，大抵有五：太上为兵法谋略，其次为将帅性情，其三为士气盛衰，其四为武器利钝，其五为兵力多寡。五大因素之比重，依次递减，前三者最为关键。《左传·城濮之战》之叙战，可作上述命题之佐证。
《春秋》是一部霸史，重心在晋楚争霸，所以叙次晋楚二国事独详。荆楚自武王以来，吞灭小国，僭号称王，声势日益强大。整军经武，以进窥中原为终极目标。虽一挫于齐桓公召陵之盟，却于泓之战打败宋襄公。接着楚成王于僖公二十七年再率楚、陈、蔡、郑、许诸侯之军围宋，于是宋如晋告急，请求救援。话说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陷害诸公子，引发晋国近二十年之内乱，自僖公四年（656）始，至僖公二十四年（636）止，骨肉手足相残，国家元气大伤。公子重耳于僖公二十四年返晋，由于有得于狐偃、赵衰、魏武子、先轸、颠颉、贾佗诸人才之辅佐，最终得土有国，是为晋文公。此时之晋国，百废待举，元气未复，既缺乏参加国际战争之经验，也不具备与强楚拼搏之实力，无论武器装备，军队数量，都远远不如有备而来之楚国。结果晋文公竟然允诺救宋，助宋抗楚。最终晋楚城濮之战，晋胜楚败。《孙子兵法·计》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是其中因素；而晋楚将帅之个性素养，良窳不齐，亦足以影响领道风格，与军心士气。
（一） 为何而战？明列指标；如何而战？攻其必救
《左传》叙战长篇，最见比事属辞之《春秋》教。就排比史事而言，多敌我相映，
两两相对。就辞文之损益而言，最详于战前之酝酿，次详于战后之收拾，而正面叙写战况，多用简括之笔，不过数行，一点便足（详下文“叙事模式”）。所谓详于战前之酝酿者，往往提示成败胜负之影响因素，作为历史解释（史观），且为此役之成败作张本。其中最为可贵，堪称《左传》叙战一大特色者，即在兵法谋略之提点。如僖公二十七年，《左传》叙“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之下，紧接晋国先轸、狐偃两段言叙，确定参战救宋，才有后续“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之行动。先轸之发言，出之以提叙，所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云云，已缜密勾勒出晋军为何而战之行动纲领，企图顺水推舟，层层递进，一举而四得。尤其取威、定霸二者，一旦成功，是何等政治效益？先轸因此战役提出指导方针，终极追求，其深谋远虑，盘算多方，可谓高瞻远瞩，胆大心细矣。僖公二十八年，《左传》叙城濮之战，其情节推展，即依循先轸提叙所云：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其次，狐偃之言叙，呼应先轸“为何而战”，提出“如何而战”之策略规划——攻其必救，战国孙膑围魏救赵兵法，即从此衍化。晋国既允救宋国，如何作战方能成事？狐偃提出“攻其必救”之创意兵谋，未***直接率兵解围方式，而是不犯正位，以侵曹伐卫为手段，以引诱围宋之楚师北上救援为目的。“若伐曹卫，楚必救之”，此即围魏救赵之方略，《孙子兵法·虚实》，载“攻其所必救”之法，后世兵法家借镜而有成效者多，可参陈禹谟《左氏兵略》。
（二） ***道于卫、称舍于墓；设计用谋，攻心为上
出谋划策，皆以克敌致果为最终目标，所谓谋定而后动，稳操胜算而后行。若未来形势变化，一如当初逆料；客观形势，都在自我掌控之中；如此，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城濮之战，晋文公作战团队，能赢取胜利，兵法谋略优于子玉，高于敌军，自是最大关键，故《左传》历史叙事载录之，作为经世资鉴。如僖公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道于卫”，此引君入瓮、一石二鸟之策略：姑不论楚新得曹，而新婚于卫，曹卫因楚而有同盟之谊；故晋欲***道于卫以伐曹，卫必无许诺之理。明知弗许而故意要求***道，是晋变直为曲之策略。重耳出亡至曹，曹共公曾观其裸，今伐曹诛无礼，可谓师出有名。过卫，虽不受礼遇，然未得罪，今于曹曰伐，于卫曰***道，可以知之。卫人既弗许***道，于是晋人“侵曹、伐卫”，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矣。“晋侯围曹”章，晋人攻城不下，“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晋军破解之道，在“称‘舍于墓’，师迁焉”，《左传》称“舆人之谋”，想必是狐偃、原（先）轸等高等谋士之策略，***称众人之舆论：一方面宣称晋军将驻扎曹人之祖墓，晋军同时配合宣传，确实移动前往曹人祖坟。这个“攻心为上”的***动作，果真奏效，引发“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晋军正愁曹城难攻，于是趁棺出城门，“因其凶也而攻之”，因势利导，《孙子兵法·论将》所谓“因形用权”，要皆因敌战术之一。
（三） 买空卖空，支配在我；因势利道，请君入瓮
“宋人使门尹班如晋师告急”章，晋人处心积虑“欲战”，但是“齐秦未可”；如之何可促使心存观望之齐秦两国参战？中军将先轸提出三个行动策略，分别针对宋、晋、齐秦，连类而及楚人：大抵运用买空卖空，激将诱入之策略：就宋而言，原本赂晋的利益输送，转让给齐秦。就齐秦而言，获得转送的利益，任务是劝告楚国解除宋围。就晋国而言，捕捉曹君，瓜分曹卫田地以赏赐宋人，以补偿贿赂齐秦的损失。如此策略交叉运用，先轸预期结果有二：其一，楚爱曹卫，不会同意齐秦建议，而解除宋围；其二，齐秦喜得宋赂，却未完成交付之任务，必然迁怒楚之顽固。喜怒交织，齐秦两国势必参战。今考僖公二十八年《左传》传文：“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春秋》***：“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由《经》《传》记载看来，齐、秦二国确实参与城濮之战，则先轸谋略已达心想事成，无不如志之效应。
（四） 复卫封曹，三施三怨；私许复封，偷天换日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一章，《左传》首叙楚子玉之兵谋，确实不同凡响。针对先轸所云：执曹伯、分曹、卫之田、释宋围三事，作为反击，“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看似善意回应，其中却存有楚子玉无视君臣尊卑之傲慢，借由子犯口中道出：“君取一，臣取二。”依子玉之提议，为臣之子玉赢得复卫与封曹二功；为君之晋文，却止得释宋围一利，显然子玉占了晋君的便宜。可见子玉之兵谋巧取暗渡，自有胜处。中军帅先轸于子玉之无礼求索，却触发创意解读，另提创意谋略：“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先（原）轸以下军佐跃升为中军帅，以上德著称，故在乎礼义与恩怨。以为无礼与怨雠，将影响战争之胜负。于是提出“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之策略，利用主客易位，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分配，将公开承诺转换为私许让利，无异偷天换日，先轸用谋将计就计，妙不可言。依子玉之计，“楚一言而定三国”，“楚有三施”；先轸之计，挪移乾坤，且将原初操之子玉之复卫、封曹请求，转换为操之晋人之“私许”复曹卫，于是三怨立马转为三施，可以一战！何况，“私许复曹、卫”策略，可同步达成孤立分化目的。“执宛春以怒楚”，为激将法，激怒子玉参战！而且，“私许复曹卫”后，果然“曹卫告绝于楚”。战场情势发展，几乎滴水不漏，料事如神，并未出于晋军料算之外。
（五） 楚惠未报，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转曲为直
“子玉怒，从晋师”章，旗鼓为军队之耳目，退避三舍之举动，无异于军事冒险。子犯针对军吏质疑，分两层回应：其一，士气之高下消长，和军事行动的理直理亏关系密切；其二，晋师退避三舍，既为信守承诺，且为感恩图报。抑有进者，更可转化为策略应变：原初，晋师忌讳“背惠食言”，唯恐“我曲楚直”，因此退避三舍以报之。进一步，退避三舍可转化为两手策略：其一，“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此战为释宋围而发，若晋退避三舍，楚亦班师回朝，则以和平收场，功德圆满。其二，“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其始，未报楚惠，若又背惠食言，以救宋围，则晋曲楚直；何况楚师素饱，加上理直气壮，对于晋师不利。其后，晋师退避三舍，坐实“以君避臣”之忌讳，此时若楚军穷追晋师，则已误蹈“君退臣犯”之无礼行径，故曰“曲在彼矣”，偷龙转换，另辟乾坤，应变之妙，从容得体。叙战用谋如此，堪作行军用兵之资鉴，故《左传》以史传经，言叙存真如此其详。
（六） 蒙马虎皮，出其不意；设旆曳柴，多方误敌
以上五则兵法谋略之实录，皆集中叙记于未战之前。千波万澜几度翻腾，全为此役之成败作张本。《左传》叙五大战，战争多详叙兵谋，而略写战争；至叙写战状，往往寥寥数行即止。如晋楚邲之战，为《左传》叙战长篇，只用“车驰卒奔，乘晋军”七字；叙晋军败乱，止写“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两句。吴越笠泽之战，只用“鼓噪而进”四字。盖著神于虚，自可省力于实。
唯城濮之战，为中原文化保卫战，自《左传》开篇以来规模称最，影响既深且远之一大战。《春秋》为霸史，晋楚争霸为其中主轴，诸侯列国依违分合乃其经纬，故城濮之战正面直接叙写战况独详。“己巳，晋师陈于萃北”章，首叙晋师之阵，胥臣之当；以及楚令尹子玉之将，子西、子上之将。勾勒两军对垒，相关位次。以下，则兵谋战术夹写，绘声绘影，恍如身历战场实境。“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蒙马以虎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往往能奏奇功。先犯陈、蔡者，将帅非一，协调不易，犹“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于是用兵之道，在乘暇抵隙。《左传》叙邲之战，随武子论用师，在“观衅而动”，在“兼弱攻昧”，在“取乱侮亡”，此之谓也。于是，“陈蔡奔，楚右师溃”，首传捷报，妙在用奇。其次，“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与曳柴而伪遁”，则是妙用诡道欺瞒战术，设旆伪退，曳柴伪遁，所谓兵不厌诈。唐太宗称引伍子胥之言，所谓“多方以误之”，堪称虚实相生兵谋之最佳诠释。用虚之法，在引敌军入彀，果然楚军信以为真，“楚师驰之”。于是晋师将帅兵分两路，一路以中军横击之，一路以上军夹攻之，结果“楚左师溃”。楚之右师、左师相继溃败，因而楚师败绩。楚子玉所将中军虽未败，然三军已败溃其二，大势已去，城濮之战晋胜楚败，遂成定局。
由此观之，城濮之战晋所以胜，楚所以败，自《左传》叙战看来，兵法谋略之高下得失，自是其中之关键因素。《左传》叙战，详载得失优劣之兵谋个案，明陈禹谟《左氏兵略》谓：“诚用兵者所当随方而取则，为将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故《左传》叙战详之重之，以拟言、代言之言叙法出之。有兵谋、有事案，相互印证发明，较诸《孙子》《吴子》兵法之空言无事实，《左传》叙战之寓乎事，验于实，尤其深切著明。《左传》史学之资鉴使命，左丘明对于战争成败之历史解释，由此而衍生之史观、史义、历史哲学，叙战而特重兵法谋略，此中有之。
（七） 个性、士气、武备、兵力，多少影响战争成败
影响战争成败胜负之因素，兵谋高下最重最大，已如上述。其他四者，依次为将帅性情、士气盛衰、武器利钝、兵力多寡，影响成败之系数，亦依序递减。以《左传》叙城濮之战为例，楚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孙叔敖之父贾已逆料其败。楚成王命子玉去宋，无从晋师；子玉却抗命不从，反而“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晋人私许复曹卫、执行人宛春；曹卫告绝于楚，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避三舍，以报楚惠；楚众欲止，子玉不可。晋楚对阵于城濮，子玉率领家族精兵，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刚愎自用，目无礼法；卤莽躁进，骄矜自大，子玉个性特质如此而治军，焉能不败？《左传》于最后补叙河神篇，引楚荣黄之言，称子玉“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可谓定评。
军队士气之高涨还是低落，亦足以影响战争之成败。《城濮之战》叙晋师退避三舍，晋国军吏曾质疑这项军事冒险，其中一个理由是“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之回应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其众素饱，不可谓老！”这段问对，凸显了士气之盛衰高低，足以影响战争之成败。军吏以为，军队士气之高低，和驻守在外之久暂无关。楚师围宋，至今已五、六月，想必精神疲惫，士气不振，正容易打败，故质疑晋师“何故退？”子犯不以为然，反驳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军队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则士气高涨；如果理亏、无理，则士气低落，跟军队驻防在外时间的长短，并无直接关系，诚所谓“有理，天下去得；无理，寸步难行。”因此，子犯等晋帅才妙用退避三舍策略，落实“以君避臣”之场景；若楚子玉罔顾君臣进退之***，君退而臣犯，则子玉已陷入“楚曲晋直”之泥淖中，不可自拔。子犯不惮其烦，申说曲与直，则士气于战争成败之影响，亦由此可见。晋楚邲之战，栾武子料楚，亦再三称引子犯之言：“师直为壮，曲为老”；“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则士气攸关战争成败可知。
晋侯登有莘之虚观师之后，以为军队可用于作战，于是接叙“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所谓伐木益兵，指“伐其木”，所以“益其兵”也。晋国历经二十年内乱，元气未复，实力不强，一般军队恐装备不全、不足、不精。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若干戈不足，将如何作战？晋师乃就地取材，砍伐其木，作为棍棒尖锐之器，自有利于刺杀攻伐，故曰“以益其兵”。不过，伐木益兵，于城濮之战未见发生实质影响力。至于兵力多寡，是否影响战争成败？《左传》叙战，明载楚君军兵力有二处：僖公二十七年，贾评子玉：“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杜《注》“三百乘”，为22500人，数据未必精确。楚成王命子玉去宋，无从晋师；子玉使伯棼请战，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由此看来，子玉围宋时，已有楚国的基本部队在，外加西广、东宫及若敖之六卒，再加上陈蔡等盟邦兵力。故学界估算，一说十五万，或说二十万大军。至于晋师，有中军、上军、下军，兵力在五万左右。总之，楚军兵力当为晋军三倍以上。城濮之战，结果晋胜楚败，以寡击众，以兵法谋略战胜强权楚国，成为后世行军用兵之典型。
（八） 结语
《左传》叙战，往往征存兵法谋略，故历代名将兵家多研习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兵家类，著录明清兵学演绎诠释《左传》兵法谋略者不少。明陈禹谟《左氏兵略》、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清魏禧《左氏兵法》《左氏兵谋》，李元春《左氏兵法》，为其中较著者。陈禹谟有《进〈左氏兵略〉表》，列举《左传》许多兵谋，而称：“括之万句千章，不出多方误敌；统及九军亿旅，无如师克在和。”
《进〈左氏兵略〉表》亦云：“古今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谁哉？尝博稽古名将渊源《左氏》者，殆更仆未易数也。”李元春《左氏兵法·序》，更胪举用奇、兵势、励士、虚实、应变、校计、料敌诸谋略，或《孙子》《吴子》未尝明言，或《孙》《吴》所未能言，唯《左传》先发之，唯后世犹有不尽发用者。
此单就兵法谋略之借镜参考而言，不妨再经转化，作为领道统御之经典，亦可移作为企业管理之宝鉴。商场犹如战场，应变、料敌、知人、制先、励士、用众云云，要皆相通相融。若多作会通触发，将无往而不可，何必执著于叙战？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1. 描写古代历史的四字成语
1、约法三章公元前207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
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 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
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 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
并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
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2、卧薪尝胆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阖闾也受了重伤，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
夫差牢记父亲的话，日夜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无路可走，准备***。
这时谋臣文种劝住了他，说：“吴国大臣伯嚭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着珍宝贿赂伯嚭，伯嚭答应和文种去见吴王。
文种见了吴王，献上珍宝，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伯嚭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
伍子胥站出来大声反对道：“人常说‘治病要除根’，勾践深谋远虑，文种、范蠡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他们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以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
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
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门外的士兵问他：“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而吴王夫差盲目力图争霸，丝毫不考虑民生疾苦。他还听信伯嚭的坏话，杀了忠臣伍子胥。
最终夫差争霸成功，称霸于诸侯。但是这时的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
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8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
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的强势猛攻，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
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了。3、背水一战秦朝灭亡后，项羽和刘邦又展开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历史上的楚汉相争。
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韩信。韩信本来是淮阴人，项梁起兵以后，路过淮阴，韩信去投奔他，在楚营里当个小兵。
项梁死后，韩信又跟了项羽，项羽见他比一般兵士强，就让他做个小军官。韩信有好几次向项羽献计策，项羽都没有***用。
韩信感到十分失望。等到汉王刘邦到南郑去的时候，韩信就投奔了汉王，被刘邦拜为大将。
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向汉王详详细细分析了楚（项羽）汉双方的条件，认为汉王发兵东征，一定能战胜项羽。汉王越听越高兴，只后悔没早点发现这个人才。
打那以后，韩信就指挥将士，操练兵马，东征项羽的条件渐渐成熟了。公元前205年，韩信偷袭魏王豹，灭掉魏国。
10月，刘邦又派他与张耳率几万军队向东继续挺进，攻击赵国。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
赵王赵歇和赵军统帅陈余立刻在井陉口聚集20万重兵，严密防守。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对大将陈余说：韩信这次出兵，一路上打了很多胜仗，可谓是一路威风，现在他又乘胜远征，企图攻下赵国，其势锐不可挡。
不过，他们运送粮食需经过千里之遥，长途跋涉。现在我们井陉山路狭窄，车马不能并进，汉军的粮草队必定落在后面。
这样你暂时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拦截他们的武器粮草，断绝他们的供给，汉军不战死也会饿得半死。你在这里坚守要塞，不与他们交战，他们前不能战，后不能退，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可活捉韩信。
但大将陈余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
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三十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些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两千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
然后韩信又派出1万人沿着河岸背水摆开阵势。背水历来是兵家绝地，一旦。
2. 有吴的四字成语吗1. 吴越同舟
成语发音：wú yuè tóng zhōu
成语释义：吴越：指吴国人和越国人。比喻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成语出处：《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成语示例：
2. 吴下阿蒙
成语发音：wú xià ā méng
成语释义：吴下：现江苏长江以南；阿蒙：指吕蒙。居处吴下一隅的吕蒙。比喻人学识尚浅。
成语出处：《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成语示例：马湾有鬣，德小是崇，先生天游，而人曰佳墉。嗟乎！非~。（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续篇》）
3. 吴头楚尾
成语发音：wú tóu chǔ wěi
成语释义：今江西北部，春秋时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它处于吴地长江的上游，楚地长江的下游，好象首尾互相衔接。
成语出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职方乘序》：‘吴头楚尾。’”
成语示例：~路如何？（清·王士慎《江上》诗）
4. 吴市吹箫
成语发音：wú shì chuī xiāo
成语释义：吴：古国名。原指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逃至吴国，在市上吹箫乞食。比喻在街头行乞。
成语出处：《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
成语示例：
5. 吴牛喘月
成语发音：wú niú chuǎn yuè
成语释义：吴牛：指产于江淮间的水牛。吴地水牛见月疑是日，因惧怕酷热而不断喘气。比喻因疑心而害怕。
成语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臣犹见牛，见月而喘。”《太平御览》卷四引《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
成语示例：~时，拖船一何苦。（唐·李白《丁都护歌》）
6.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成语发音：tiān dī wú chǔ，yǎn kōng wú wù
成语释义：吴楚：泛指长江中下游。原指登上南京城，一眼望去，越远越觉得天下垂，除见苍天之外，空无所有。现也比喻一无所见。
成语出处：元·萨都刺《念奴娇·登石头城》词：“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成语示例：
7. 蜀锦吴绫
成语发音：shǔ jǐn wú líng
成语释义：蜀锦：四川生产的彩锦；吴绫：绫的一种，最初出于吴郡。泛指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成语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十二回：“微风初动，轻飘飘展开蜀锦吴绫；细雨才收，娇滴滴露出冰肌玉质。”
成语示例：
8. 吴越同舟
成语发音：wú yuè tóng zhōu
成语释义：吴越：指吴国人和越国人。比喻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成语出处：《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成语示例：
9. 吴下阿蒙
成语发音：wú xià ā méng
成语释义：吴下：现江苏长江以南；阿蒙：指吕蒙。居处吴下一隅的吕蒙。比喻人学识尚浅。
成语出处：《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成语示例：马湾有鬣，德小是崇，先生天游，而人曰佳墉。嗟乎！非~。（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续篇》）
10. 吴头楚尾
成语发音：wú tóu chǔ wěi
成语释义：今江西北部，春秋时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它处于吴地长江的上游，楚地长江的下游，好象首尾互相衔接。
成语出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职方乘序》：‘吴头楚尾。’”
成语示例：~路如何？（清·王士慎《江上》诗）
3. 描写历史故事的四字成语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 三顾茅庐 铁杵成针 望梅止渴 完璧归赵 四面楚歌 负荆请罪 精忠报国 手不释卷 悬梁刺股 凿壁偷光 描写人物动作：走马观花 欢呼雀跃 扶老携幼 手舞足蹈 促膝谈心 前俯后仰 奔走相告 跋山涉水 前赴后继 张牙舞爪 描写人间情谊： 恩重如山 深情厚谊 手足情深 形影不离 血浓于水 志同道合 风雨同舟 赤诚相待 肝胆相照 生死相依 说明知事晓理方面： 循序渐进 日积月累 温故知新 勤能补拙 笨鸟先飞 学无止境 学海无涯 滴水穿石 发奋图强 开卷有益 来自寓言故事的成语： 自相矛盾 滥竽充数 画龙点睛 刻舟求剑 守株待兔 叶公好龙 亡羊补牢 画蛇添足 掩耳盗铃 买椟还珠 描写事物的气势、气氛： 无懈可击 锐不可当 雷厉风行 震耳欲聋 惊心动魄 铺天盖地 势如破竹 气贯长虹 万马奔腾 如履平地形容四季特点：春寒料峭 春意盎然 春暖花开 满园春色 春华秋实 春风化雨 骄阳似火 暑气蒸人 烈日炎炎 秋风送爽 秋高气爽 秋色宜人 冰天雪地 寒气袭人 寒冬腊月 形容繁荣兴盛景象： 济济一堂 热火朝天 门庭若市 万人空巷 座无虚席 高朋满座 如火如荼 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 川流不息 描写美的景和物： 美不胜收 蔚为壮观 富丽堂皇 金碧辉煌 玉宇琼楼 美妙绝伦 巧夺天工 锦上添花 粉妆玉砌 别有洞天 描写山水美景：锦绣河山 高耸入云 水天一色 波光粼粼 湖光山色重峦叠嶂 山明水秀 高山流水 白练腾空。
4. 历史的四字词语朝经暮史 经：指旧时奉为经典的书籍；史：指历史书籍。一天到晚诵读经史。形容勤奋读书。出处：元·无名氏《刘弘嫁婢》第三折：“敢则是朝经暮史他可便广览群书，多知故事。”
大江东去 长江的水往东奔流而去。后借用为词牌名。多表示陈迹消逝，历史向前发展。 出处：宋·苏轼《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洞鉴古今 洞鉴：明察。深入透彻地了解历史与现实世事。
断烂朝报 断烂：形容陈腐杂乱；朝报：古代传抄皇帝诏令和官员奏章之类的文件。指陈旧、残缺，没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记载。出处：《宋史·王安石传》：“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开天辟地 古代神话传说：***氏开辟天地，开始有人类历史。后常比喻空前的，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出处：三国·吴·徐整《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在其中。”
名标青史 标：写明；青史：古代在竹简上记事，因称史书。把姓名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形容功业巨大，永垂不朽。出处：唐·杜甫《赠郑十八贲》诗：“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名垂青史 青史：古代在竹简上记事，因称史书。把姓名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形容功业巨大，永垂不朽。出处：唐·杜甫《赠郑十八贲》诗：“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披古通今 披：翻阅。通：通晓。研究历史，通晓古今。
青史标名 青史：史书。标：记下。在史书上记下姓名。比喻在历史上留下好的名声。亦作“青史留名”、“青史传名”、“青史名留”、“青史流芳”。出处：明·方汝浩《禅真逸史》第三十六回：“众将军年虽弱冠，各负雄才，文武兼通，正堪为朝廷之股肱，庙廊之梁栋。今能顺天知命，解甲而降，准拟青史标名，流芳千古。”
青史传名 青史：史书。历史上留下好名声。出处：元·无名氏《昊天塔》第一折：“俺不能勾青史标名，留芳万古。”
青史垂名 青史：青指竹简，古代在竹简上记事，因称史书。垂：流传下去。指在历史上留名，永垂不朽。出处：唐·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十首》诗之八：“且图青史垂名稳，从道前贤自滞多。”
青史流芳 指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出处：元·沈僖《一枝花·题张思恭望云思亲卷》套曲：“看古来孝诸贤俊，到如今青史流芳世不湮。”
青史留芳 青史：史书。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 出处：元·无名氏《昊天塔》第一折：“俺不能勾青史标名，留芳万古。”
青史留名 青史：史书。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 出处：元·无名氏《昊天塔》第一折：“俺不能勾青史标名，留芳万古。”
史无前例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指前所未有。出处：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十二：“牢落文章第一人，天门垂翅竟何因？百年记注无前例，万事枢机有要津。”
数典忘祖 数：数着说；典：指历来的制度、事迹。谈论历来的制度、事迹时，把自己祖先的职守都忘了。比喻忘本。也比喻对于本国历史的无知。出处：《左传·昭公十五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以古非今 非：非难，否定。用历史故事抨击当前的政治。 出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以古为鉴 借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出处：《新唐书·魏徵传》：“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按《旧唐书·魏徵传》“鉴”作“镜”。
以古为镜 借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同“以古为鉴”。出处：《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永垂青史 光辉的事迹或伟大的精神永远流传在历史上。出处：唐·杜甫《赠郑十八贲》：“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源远流长 源头很远，水流很长。比喻历史悠久。 出处：唐·白居易《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志铭》：“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属辞比事 原指连缀文辞，排比事实，记载历史。后泛称作文纪事。 出处：《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的五个观念
孔子极力提倡仁、义、理、智、信 温、良、恭、俭、让。
现在先简单的解释这五个字的五种观念。 “温”是绝对温和的，用现代的语汇来讲就是平和的。
“良”是善良的、道德的。 “恭”是恭敬的，也就是严肃的。
“俭”是不浪费的。“让”是一切都是谦让友好的、 理性的、把自己放在最后的。
上面这五个字，也可以说是五个条件。描写了孔子的风 度、性格及他的修养。
这五个字包含了许多，也就是中国儒家教人作为一个人，要在这五个字上作重大 的研究，多下功夫。 五字串通五经 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就又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全体根源。
因此，我 们首先就要研究一本书——《礼记》。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库。
我们的“大同”思 想，就是《礼记》中《礼运》篇里的一节。要了解“大同”思想的哲学基础，必须要 把《礼运》这一篇全盘搞清楚。
所以《礼记》是我们文化的宝库，也是过去几千年来 宪法精神的所在，里面包括了现代的学问：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科学， 什么东西都有，乃至医药、卫生，以及中国人过去的科学观念，都有了。所以要了解 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
岂但是《礼记》，换句话说，要了解我 们中国文化，了解孔孟思想，了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下来的 根本渊源，还必须了解其他“五经”。 谈到“五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于“五经”作总评。
这怎么说法 呢？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对“五经”扼要简单的介绍：对《诗》、《书》、《易》、 《礼》、《乐》、《春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 《经解》篇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 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 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 精神。
（现在我们不偏向于这方面，暂时只作一参考。） “疏通知远，书教也。”
《书经》又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也不止讲 历史，而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现在西方人学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 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
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是专门对历史这 门学识的研究，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注解，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中国过去 的情形，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
中国人过去读历史 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 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
这个“远大” 的道理，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我送他一副对 联，是抄袭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须高著服，宦情不厌少低头。”一般人应当如此， 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
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 “宦情”是做官的情态，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国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 有骨头，站得起来，少低头，并不讨厌“少低头”。
不能将就人家，要怎样才做得到 呢？就是懂得历史——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 “广博易良，乐教也。”
乐包括了音乐、艺术、文艺、运动等等。在我们的传统 文化中，这些都包括在“乐”里，“易良”就是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
“藉静精微，易教也。”《易经》的思想，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
我 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什么叫藉静呢？就是哲 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则属科学的。
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融合了哲学、 科学、宗教三种精神。
所以说“藉静精微，易教也。” 至于“恭俭庄敬，礼教也。”
是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历史。什么是“属 辞比事”呢？看懂了《春秋》这个历史，可提供我们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 作为参考。
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因此常有人说历史是重 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会重演吗？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可能，因为 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中国人是人，外国人还是人，人与人之间，形态不同，原则 却变不到那里去，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国文化 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作人处世，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
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 不同，原则却没有两样，所以读了《春秋》，“属辞比事”，就知识渊博，知道某一 件事情发生过，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善恶、处理方法都知道，这个就叫 “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以于五经，在《经解》中，只用几个字，就将每一部书的精华思想予以表征。
拿 现在的白话文来讲，这每一句话的几个字，就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学位。“小题大作” 嘛！尽管作，从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扯进 来，扯到最后，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了。
但是在古人，几句话而 已。 善知识与恶知识 下面还有。
简述三种基本史学观1、文明史观：把人类历史发展看成是不同文明的发展，以及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
2、全球史观：不是孤立地考察个别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发展，而是把人类历史发展看成一个整体，注重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类活动的相互联系。
3、现代化史观（或近代化史观）：把人类历史发展看成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谓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市场化、工业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法制化）、思想文化（科学化、理性化）乃至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变革。
4、社会史观：考察人类历史活动不再以重大历史活动和著名历史人物为主线，而是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为主。
5、唯物史观：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主要突出经济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活动，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社会进化论、联系和矛盾论、群众创造论、历史情境）。多多益善，望***纳。
归纳概括历史五大核心素养的地位和关系1. 时空观念：历史的时空观念是指将 所认识的史 事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观察、分析的观念。掌握“时空 观念”是学生学好历史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基本途径。 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科学地使用与时空有关的概念术语、古今地图、大事年表等阐述中国及世界进程；依据历史的纪年与时序建构历史***、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相 互关联性；从历史年表、历史地图中获取所需的信息；有意识地将重大历史***、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框架下进行考察。
2. 史料实证：史料实证是指通过严格的检验获取可信史料，并据此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历史学是一门实学，对历史的探究是以求真求实为目标，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将符合史实的材料作为证据，进而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史料既是我们揭示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证据，更是我们评析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与历史***的基石。因此，“史料实证”既是历史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解释历史和评判历史的重要能力体现。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和发展学生运用史料进行实证的能力，教会学生如何搜集、辨别、选择和使用各种历史资料，在史料中发现线索和有效信息，并经过思辨与探究而判断史料是否可以作为实证的证据；引导学生根据学习与探究的问题自行进行史料的甄别，考察史料的可信度和使用价值；教会学生运 用相关史料形成新的问题视野，构建属于自己的历史叙述，从而培养学生“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证据意识。
3. 历史理解：历史理解是指要从历史 实际的角度 尽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建构历史解释的关键是理解历史。 要想真正理解历史，教师首先要培养学生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一种博大的襟怀和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以此引导学生尽可能地收集可靠的史料，突破 时空的界限， 设身处地理解和感悟历史上发生的各类事情；将历史***的发生、进程与结果，历史人物的言行、贡献与地位，历史现象的出现、状态与后果等等都放在历史的条件中进行具体的考察，并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而贴切的解释，在理解历史中构建自己的历史叙述，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
4. 历史解释：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 依据， 以历史 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能力。历史是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实验性，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过去事情的解释，既包含了叙述者对史事描述的整理与组合，又体现了叙述者对历史的立场、观念等。培养和发展学生对历史的解释能力，就是要帮助学生在历史情境和当代背景下，思考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了 解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以公正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叙述中不同的历史解释，以辩证的眼光评析历史***、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客观的态度评判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一步揭示历史解释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培养学生叙述历史和形成历史认识的能力。
5. 历史价值观：“历史价值观”是从历史研究的求真、求通、立德追求中凝练出来的价值取向，即对历史的探究以不断接 近 历史 的 真 实 为目 的；以“通 古 今之 变、成 一 家之言”，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以丰富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情感认同等，提供历史的经验、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共同追求。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历史价值观，就是要帮助学生养成求真求实的意识和精神；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财富，养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形成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具有关注国家命运的情怀；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形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同时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理解意识，尊重、理解、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和胸怀。
简述3种基本历史学观,急需史学观（两种类型）与历史观之关系史学观与历史观之关系不同于历史学与历史之关系。
因为，史学观与历史观都是一种观念体系，只是范围和对象有所不同而已。本质上，它们都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尽管如此，但理性辩证法却使它本身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出非理性。
所以，非理性史学观也是从理性史学观中产生出来的。只是由于它没有把自身这种理性原则坚持彻底，故而，才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从而以理性的方式产生出非理性的结论。
非理性史学观与理性史学观的关系就是这样。理性史学观和非理性史学观并不直接对应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也就是说，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不能保证绝对产生史学观上的理性主义，同样，史学观上的非理性主义也决不仅仅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必然产物。理性史学观如果尽职尽责的话，它是能够。
使唯心史观具有一种现实的、客观的、批判的创造性活力的。相反，如果非理性史学观占居统治地位，那么，唯物史观也会变成一种教条、机械、僵化的模式，而缺乏任何生动、有力的思想洞察力。
换言之，不管是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如果把它设定为绝对先验的前提，那么，史学观就是非理性的。相反，如果把历史观（或唯心或唯物）设定为一个有待思想证明和现实检验的平等的理论体系，那么，史学观就是理性的。
这只是就史学观的两种类型与历史观的两种类型之间的一般关系而说的。如果具体地分析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史学观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和模糊的。
首先，从常识上看，历史观早于史学观而产生，正象从经验上看，自然界早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一样，但从本质上看，这种
一、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孔子参考鲁史记，作成《春秋》。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之独断与别识，微辞隐义，其实难知。因此，及门高***夏亦不能赞一辞。于是乎，推求《春秋》之指义，遂成为历代《春秋》学之志业。《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就生成论而言，有其事、其文、其义三元素。而义，为孔子所“窃取”，指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自觉之取舍。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纂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礼记·经解》亦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综要言之，司马迁谓“约其辞文”，即是《礼记》所云“属辞”，《孟子》所述“其文”。《史记》所谓“去其烦重”，指史事之笔削，相当于《孟子》所云“其事”，《礼记》所云“比事”。《孟子》《史记》《礼记》所言，彼此可以相通互明。若能洞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即可以考索言外之“义”。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连属上下前后之辞文，亦可以求得《朱子语类》所谓“都不说破”之《春秋》史义。简言之，破译孔子《春秋》之微旨隐义，其方法策略有三：一曰笔削；二曰比事；三曰属辞。而其诠释视野，则在运用系统思维，作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探究。
就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提“义法”而言，笔削、比事、属辞，皆可作为凭借，以求“义”、求“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春秋》之指义，既寓存于其事、其文之中，故考察史事如何排比编纂？辞文如何连属修饰？自《春秋三传》以下，遂成历代《春秋》学者考义、求义之津筏。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称《春秋》重义：“然而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研讨比事属辞，有助于求义、观义；对于《春秋》之笔削去取，亦可以即器以求道。
《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公羊传》《谷梁传》以历史哲学说经。就求义之法而言，章学诚称：“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故《左传》释经之功独高。汉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说，亦称《左氏》“博***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可知。”一称《左传》与《春秋》，互为表里；再称《左传》叙事见本末，可因以推求《春秋》经之指义。啖氏所谓“因以求意（义）”，大抵指《左传》之历史叙事、以史传经而言。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释《春秋》经，简称以史传经，遂与《公羊》《谷梁》以义解经，殊途异辙。《左传》与《春秋》，同为编年史书，有关之历史事迹分隔异处，不相联贯。统合之道，即在经由事之比，辞之属，而求得《春秋》或笔或削之义，以及褒贬予夺之旨。清章学诚曾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事具本末，文成规矩，此比事属辞之功。其二，夫子窃取之义，微茫杪忽。推求《春秋》之义，可借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对比烘托，寻得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历史哲学。《春秋》之经学叙事，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滥觞，《左传》之历史叙事薪传之，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乃成历史叙事之宗祖与典范。《左传》发明《春秋》经之义，于《经》阙《传》存，最为显著。学者指出，《经》无《传》有者，或作《经》义之旁证，或明《经》文之笔削，或详究不书、不言、不称之故，或称说《经》文之不及与阙漏。要之，多可以“笔削”二字概括之。《左传》阐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亦以笔削见义为依归。
一部春秋史，堪称为诸侯争霸之历史。其中，晋楚两大国势力之消长，尤其攸关霸业之兴衰，及诸侯于国际之依违关系。春秋五霸，唯齐桓公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皆归之。桓公既没，诸侯叛齐即楚。楚乘诸夏之衰，蚕食中国，凌虐诸姬。虽宋襄图霸，然泓之战功败垂成。若非晋文公崛起于其间，城濮一战克敌制胜，则天下皆南面事楚矣。晋文创霸，固在城濮之战；从此晋主夏盟，天下翕然宗之。迨平公失政，霸业始渐衰，前后长达一百余年。
由此观之，城濮之战在春秋史、争霸史，以及晋国霸业史方面，都极具关键意义。更何况，晋楚城濮之战，为春秋以来规模最大之一场战争。因此，《左传》以十分笔力，惨淡经营，“序得声满天地，气撼山河”，不愧为大块文章。今以城濮之战为例，论述《左传》叙战于《春秋》笔削之转化与运用，叙战之模式、叙事之义法，亦由此可见一斑。
二、 探讨《春秋》笔削，要领在“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周礼·春官·宗伯》载内史之职责，为掌理天王有关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八柄之法，以诏告王治。而且，“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史官主书主法，以诏王治天下，于是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多攸关王柄王治（参考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四卷）。
《孟子·滕文公下》称：“《春秋》，天子之事也。”盖内史掌叙事之法，所以诏王听治。而生杀予夺之权柄，仍归天王掌理。是以孔子作《春秋》，无异替代天子施行赏罚。于是原为赞诏王治之废、置、予、夺柄法，转换成史官叙事之予夺书法，再衍化为褒贬劝惩之历史叙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一语道出史官主书主法之原委。从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至《孟子》称说《春秋》原本乃“天子之事”，可知笔削褒贬之所由来，以及《左传》历史叙事之渊源所自。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竹林》篇亦云：“《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孔子作《春秋》，必将指义先存有于心中，然后能施行笔削去取。义，既经一心之独断，于是史事之忽谨、详略，辞文之重轻、措置，方有定夺，始有规准。故曰从变从义、从变而移。不但辞文如何连属，皆在于指义；即史事如何排比，亦“皆在于指”。清方苞倡古文义法，由《春秋》书法转化而来（参考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方氏倡“义法”说，追本到司马迁《史记》，更溯源至孔子作《春秋》。以为：义法之操作策略，二言可以蔽之，曰“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亦由此可见（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史记评语》）。换言之，义先法后；先有“义”，而“法”后之、随之。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成《史记》，要皆不例外。所谓未下笔，先有意；犹文同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作经、撰文、修史、艺术，要无不同。
晋楚城濮之战，自是左丘明惨淡经营，匠心独运之叙战名篇。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生死格斗，存亡所系，祸福所倚，更攸关华夷形势之消长。身为史家，叙战将如之何而可？战争结局，晋胜楚败；晋文创霸，楚焰销歇，史家将如何着墨，方见精神，方不负使命，始可以鉴往而知来？凡此，皆攸关《左传》叙战之或笔或削，以及左氏之史观、历史哲学。要之，《左传》之以史传经，叙事传人，皆缘于资鉴之史观。发而用之，则为历史叙事之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书法。论证如下：
（一） 《左传》史观，聚焦于资鉴，往往侧笔见义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曾提示圣人修《春秋》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前四者或曲笔，或直书，示载笔之体；惩恶而劝善，则示载笔之用（钱钟书《管锥编》）。此所谓善恶，泛指成败、存亡、祸福、荣辱、是非、得失、毁誉等等，包含一切正能量与负能量之历史裁判。劝勉及惩戒，即是历史资鉴之作用与功能。回顾过往，瞻望将来，历史重演既有其可能，于是“往事不忘，后事之师”，遂为资鉴之信条（参考陈登原《历史之重演》）。娴熟前言往行，观其成、其福，固值得见贤思齐；苟知其败、其祸，亦足以戒慎恐惧，思患预防。故资鉴劝惩之教化，为史官之天职，史书之使命。
城濮之战开战之前，客观形势颇不利于晋国。四年前，公子重耳结束十九年流亡生涯，甫返国即位为晋君。晋国历经二十年之内乱，元气大伤，尚未恢复。晋国在此之前，理乱之不暇，未有参加国际战争之实际经验。更何况晋文公已近花甲之年，企图称霸诸侯，虽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免有日暮途远之顾虑。何况争霸之对手，为南方之强楚国，能不惶恐？楚历武王、文王、成王以来，日以强大，论者以为“入春秋以来，灭国之多，无过于楚；而灭国之易，亦无过于楚”（清马骕《左传事纬》卷二《楚灭诸小国》）。楚于是幅员渐广，甲兵日盛，其威逼中原之态势，业已形成。城濮之战若非晋文告捷，中原华夏或许南面事楚矣。战前之较短量长如此，哪知战争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居然晋胜楚败。晋何以胜？楚何故败？成败、存亡之理为何？祸福、得失之道何在？提示其中所以然之故，作为天下后世之资鉴，乃《左传》历史叙事之重要使命。《左氏》叙战之发想与取义，大抵如是。取义既定，然后或笔或削，“义以为经”，其事其文（法）纬之，历史叙事乃告完成。
晋楚两大国，为城濮之战交战之主体。《左传》之历史叙事，于其事、其文，多不***等量齐观方式，但传承《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侧笔叙事晋国一边，叙楚国事迹只用带叙、略叙。综观晋楚城濮之战，决定成败胜负之关键因素，以兵法谋略为上，故《左传》叙城濮之战，笔之书之，不惮其烦详说之。《春秋繁露·祭义》：“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城濮之战，聚焦于资鉴，不惮其烦载记晋军之兵法谋略，详略重轻之际，自有笔削见义之资鉴精神在。《左氏》以史传经，薪传《春秋》书法而光大之，即此是也（《春秋》笔削，参考张高评《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学》，《新宋学》第五辑）。
综考城濮之战，《左传》叙写晋军之兵法谋略，笔者曾撰文阐发其微，如为何而战？明列指标；如何而战，攻其必救。***道于卫，称舍于墓；设计用谋，攻心为上。买空卖空，支配在我；因势利导，请君入瓮。复卫封曹，三施三怨；私许复封，偷天换日。楚惠未报，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转曲为直。蒙马虎皮，出其不意；设施曳柴，多方误敌等等（张高评《〈左传〉叙战征存兵法谋略》，《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3期）。《孙子兵法·谋攻》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城濮之战晋之胜楚，切合《孙子兵法》“上兵伐谋”所云。故《左氏》提供成败之历史资鉴如是，因笔削而见详略重轻之书法，亦由此衍生。
（二） 详略重轻见笔削，比次史事显指义
属辞比事，堪称《春秋》之生成论，学者以意逆志读之解之，即成《春秋》之阅读论、诠释学。清姜炳璋《读左补义》释之云：“属辞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辞。比事者，连比其相类相反之事。”晚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论经》则以为：“《春秋》之义，是是非非，皆于其属合、比次、异同、详略之间见之。”属合、比次，指辞之属，事之比而言。就比事而言，比，指排比、编比、比次史事。凡史事之相近似、相关合者，为类比；相反、相对、相乖违者，为对比。就历史叙事而言，即是类叙与对叙。无论对叙或类叙，要皆缘于指义而发。在史料取舍过程中，大抵以义为指归，来进行筛选抉择。因此，自有详略重轻之取舍分际，于是与《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同功。
《左传》叙城濮之战，多以比事显义，见历史叙事之义法。叙次晋楚，或作对叙，或作类叙。叙战而用对叙，则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如僖公二十七年，叙将战之前，楚子将围宋，令尹子文、子玉先后治兵，一宽松，一严峻，已烘托出新任令尹治军之风格来。且蔿贾断言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开篇叙楚事如此，即与晋军相对。晋军为救宋围，亦蒐于被卢，作三军，谋元帅。然三军将佐，温和礼让，***之气度，自与子玉有别。《左传》详叙元帅郤縠之说礼乐而敦诗书，又详叙晋侯教其民以义、信、礼，亦与子玉之“刚而无礼”相反相对。《左传》说楚，以言叙凸显子玉必败；叙晋，则宣称：“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战前之叙事，晋楚对叙已如此。
晋侯伐曹、***道于卫；围曹，因其凶而攻之；多以精于兵谋类叙，以连属篇章。“宋人告急”章，则又比物联类，以及晋侯、先轸之答问。答问之际，已促成齐秦之参战，亦展示晋国君臣之诸般兵法谋略，见胜战良非侥幸。读者方见晋文公君臣同心协力，排难解危，《左传》忽叙楚成王使子玉去宋，下达“无从晋师”之命令。子玉不但不受令，反而“使伯棼请战”。抗命、自用至于如此，已触犯为将之忌讳，埋下战败之祸因（参张高评《左传之武略·左传论为将之忌》）。前后叙晋叙楚君臣关系如此，即是以对叙显义。子玉公开提出“复卫封曹”之条件，不可谓不精明，然子犯先轸之论辩，将之转换为“私许复曹卫”，无异入室操戈，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于是化危机为转机。《左传》叙晋楚兵谋之攻防，亦用对叙：晋报楚惠，实践退避三舍诺言，不料“楚众欲止，子玉不可”。于是，晋军之劣势变为优势。子玉之“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由《左传》之对叙，昭然若揭。战场之一切变数，晋军多能掌控；危机困境，亦多长于化解与突破。如此用兵作战，安能不胜？
晋文公对楚作战，基于前文所述之外在因素，一直缺乏胜利之把握。故晋楚于城濮对阵，《左传》叙其担忧、犹豫、恐惧、害怕，一则曰晋侯患之，再则曰公疑焉，三则叙其忧思成恶梦，四则曰是以惧，皆是类叙见义，形象历历。晋君如此，犹能克敌致果者，关键不在明君，而是晋有贤臣，如先轸、狐偃、赵衰、郤縠、栾知、胥臣、狐毛之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谓“得人”，所谓“有三士，足以上人”。由此言之，晋文公于《左传》中之形象，所谓因人成事者欤？无怪乎吴闿生《左传微》引诸家说，以为战前之重信义，皆临时措办，所谓***仁***义；叙晋侯患之、公疑焉、是以惧云云，是写晋侯之狐疑虚怯；入曹而亟报私惠，是写其器量浅小；城濮之战，只是侥幸成功而已（吴闿生《左传微》卷三《晋文之霸》）。清韩菼《左传句解》亦批评晋文公：“纳王示义，似矣；而河阳之狩，请隧之举，大义安在？伐原示信，似矣，而宛春怒楚，曳柴败荆，大信安在？大蒐示礼，似矣，而降服请囚，将殡有声，大礼安在？”此发挥系统思维，就《左传》全书所叙晋文事迹，进行大属辞比事，而突出“谲而不正”之晋文公形象，足与《论语》孔子所云相发明。果如上述所云，城濮之战叙事，晋国君臣行事之相反相衬，楚成王与令尹子玉君臣亦二三其德，要皆因对叙而显义者。
就城濮之战大势言之，晋胜而楚败。此就对比叙事，可以明其所以然。至于晋何以胜？楚何以败？则类比叙事，足以见其大凡。林纾《左传撷华》称：“城濮之战，（晋）君臣辑睦，上下成谋，故胜。”就《左传》叙战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观之，晋国所以致胜，在于君臣上下辑睦与成谋，此则最富于经世资鉴之价值。反之，楚之所以战败，君臣矛盾，离心离德；子玉身为令尹，却抗命、轻敌、躁进、自用，亦足作殷鉴与诫惕。若就局部类叙言之，《尚书》《国语》《战国策》《史记》叙战，从来未有叙其如何战、如何战者。城濮之战，分叙晋军于楚右师、左师之攻略，奇正相生，不满百字，写尽战事。或以正兵，或以奇兵；或以奇为正，或以正为奇（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要之，皆是凸显兵法谋略之克敌制胜，所谓上兵伐谋。类叙前后四番之攻防兵谋，而千军万马奔腾之气势，跃然纸上。历史叙事之存实传真，千载之下读之，犹如见如闻。“上兵伐谋”，真堪作历史之资鉴。
比事显义，作为历史叙事之重要手法，有对叙与类叙二端。类叙，以连属零散、比物联类为其功能，有助于人物形象之塑造。对比叙事，以相反相对，映衬烘托为其要领。以反差冲突碰撞出意味，因对比衬托，而回互激射，而意象浮现，指趣凸显。清方苞著《左传义法举要》，于城濮之战叙事之两两相对，有极详尽之列举。且以为：两两相对之叙事法，可以有三大作用：其一，可以改善文章之散漫无检局；其二，有助于通篇大义之贯穿；其三，有功于抒轴而成章。方苞所称叙事文之两两相对，即指对比叙事而言。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