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句
全文是：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译文为：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并非青铜镜,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
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 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
“匪”在此处通“非”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意思就是“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
后一句
《诗经》 风 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云胡不喜 注释：怎么会不令她欣喜万分呢 君子：女 子对他的爱人之称.“云”是发语词.胡：何也.
这是一首描述爱情诗.在这个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乱叫的时候,这位 女子正在思念她的“君子”.那飘零的风雨宛如她纷乱的思绪,那晦暗的天色 就象是她惨淡的心境,而那杂乱的鸡叫更增添了心头的烦闷…….这怎能不令她欣喜万分呢?见到“君子”,烦躁的心境 .一变而平静了；见到“君子”,就象重病霍然而愈了.先前是那么抑郁苦闷,后来是那么的欢喜!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生动地表现了热恋中的感情起伏.
这两句形容男女之间既以倾心相许，就不会因为外物影响，此情不渝，坚贞的爱情态度，又表现热恋女子见到情郎的欢愉
［白话文］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九月，史料记载说，石显害怕周堪、张猛等人，多次在元帝面前诋毁周堪等人。
刘向担心儒派处于倾覆危险的境地，对元帝上书说：
“我听说虞舜任命的九官对官位互相推让，因此这些官员非常和睦。群臣和于朝廷，万物和于原野，所以箫《韶》演奏到最后第九章，凤皇就会成群结队地飞来。”
“到周幽王姬宫湦、周厉王姬胡时代，朝廷官员不和，互相诽谤怨恨，导致出现日食、月食，洪水泛滥，山崩地裂，降霜不按季节。”
“由此可见，和气带来吉祥，乖气带来灾异，吉祥多国家安，灾异多国家危。天地常理，古今一样。如今陛下要开创夏、商、周三代盛世伟大事业，应该广招文学之士，尤其要悠闲宽容，使大家共同进步。”
“现在的贤士被不肖之徒混淆，导致白黑不分，邪恶与义正杂糅，忠言与谗言并进；奏章交相送到公车府，所关押的***装满北军监狱，朝臣相互抵触，不和谐的斗争复杂，你诬我诉，双方都在转向是非，迷惑陛下的视听；他们这样做是想感化转移心意，其例证写不完。”
“除此之外，各个单位自结帮派成为一党，往往几个帮派同心诬陷正直大臣。正直大臣与这些人进行斗争，也只能惩治他们邪恶的表象；正直大臣被诬陷，成为了***的机会；趁治乱之机，新任人选还不知道是谁，而灾异多次出现，这就是我之所以寒心的地方。”
“陛下登基已经六年了，在《春秋》时代，一连六年，灾异算是比较稠密的，然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谗邪并进。而谗邪并进的原因，是陛下疑心太重，本来已经用了贤人，行了善政，但是，一有人进谗言，就罢退贤人，收回善政。”
“君王有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谗贼诽谤之口；君王没有坚定的判断，就会打开群小幸进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所以《易》中有《否》《泰》二卦，小人得势，君子的王道就会消失，政治就会日益混乱；君子的王道长久，小人乱道就会消失，***就能日益实行大治。”
“古代鲧、共工、驩兜与舜、禹一起在尧的朝廷为臣，周公与管叔、蔡叔一起在周朝共事，他们之间，互相打击，流言相谤，不可胜道，而尧帝能以舜、禹为贤，排斥共工；周成王能支持周公，而排斥管、蔡，所以天下大治，荣华至今。
“孔子与季孙氏、孟孙氏同仕于鲁，李斯与叔孙共宦于秦，但是鲁定公以季孙氏、孟孙氏为贤，而排斥孔子，秦始皇信任李斯，而排斥叔孙，所以天下大乱，恶名传到今天。”
“所以治乱荣辱之端，在于君王信任什么人！信任的人有贤德，就要坚定不移。《诗经》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的心虽然不是石头，但是你也不可转动我的心志！这就是讲笃实守善的道理。”
“《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说，王者涣然***号令，就像出汗一样，汗出之后，你可能再收回来。如今善令刚出，一会儿工夫，又收回来，这是一种‘反汗’现象。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又把他罢退，这是转动石头了。”
“《论语》说：‘见不善如探汤’，看见不善的东西，就像手伸进滚水一样，马上要抽离。如今丞相与御史大夫二府，多次奏报谗佞之辈不当在位，历经数年，仍然不能将他们罢去。所以出令就像反汗，用贤就像转石，去佞倒像拔山，如此这般，想要阴阳协调，不是太难了吗！”
“于是群小见到有机可乘，纷纷缘饰文字，巧言诋毁，流言蜚语喧哗于民间，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正是让人忿愠。当年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但并不成为朋党；大禹与后稷、皋陶相互推荐引用，但并不结成党羽；为什么呢？因为忠心为国，没有邪心。如今奸佞小人与贤臣并立与朝堂之上，合党共谋，违善依恶，叽叽喳喳，朋比为奸，不断设下危险的圈套，想要倾移主上的心智。如果这些小人忽然得到重用，那正是天地之所以不断用灾异来警告君王的。”
“自古没有不行诛杀，就能天下大治的。所以舜流放了共工、驩兜、三苗、鲧，孔子诛杀了少正卯，然后圣人教化才得以推行。如今以陛下之明智，诚应深思天地之心，以周成王、尧帝为榜样，以鲁定公、秦始皇为教训，考察祥瑞应验之福，灾异警戒之祸，以应对当世之变，远斥佞邪之党，摧毁阴谋集团，堵塞群小幸进之门，广开贤德正直之士进身之路，不再狐疑而能决断，不再犹豫而能分别善恶，让是非分明，则灾异消失而祥瑞并至，这是太平之基，万世之利！”
石显看到了刘向的奏书，与许氏、史氏一起，更加怨恨他。
出自《国风·邶风·柏舟》
翻译：我心不比那方石，不能挪动又转移。
全文内容：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全文翻译：
柏木船儿顺水流，飘飘荡荡不能休。两眼睁睁睡不着，千斤烦恼在心头。不是要喝没有酒，也不是没处可遨游。
我心不比青铜镜，是好是歹都留影。我有亲弟和亲兄，谁知兄弟难凭信。我向他呕胆倒苦水，他对我瞪起牛眼睛。
我心难把石头比，哪能随人来转移。我心难把席子比，哪能要卷就卷起。人有尊严事有体，哪能脖子让人骑。
烦恼沉沉压在心，小人当我眼中钉。遭逢苦难说不尽，忍受欺凌数不清。我手按胸膛细细想，猛然惊醒乱捶心。
问过月亮问太阳，为何有光像无光?心上烦恼洗不净，好像一堆脏衣裳。我手按胸膛细细想，怎得高飞展翅膀。
扩展资料此诗的作者和背景，历来争论颇多，迄今尚无定论。简略言之，汉代时不仅今古文有争议，而且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见。
《鲁诗》主张此诗为“卫宣夫人”之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韩诗》亦同《鲁诗》说（见宋王应麟《诗考》）。
《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这是以此诗为男子不遇于君而作，为古今文家言。今文三家，《齐诗》之说，与《诗序》同。
自东汉郑玄笺《毛诗》以后，学者多信从《毛诗》说，及至南宋，朱熹大反《诗序》，作《诗序辩说》，又作《诗集传》，力主《柏舟》为妇人之诗，形成汉、宋学之争论。
元、明以降，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名，影响颇大，学者又多信朱说，但持怀疑态度的亦复不少，明何楷、清陈启源、姚际恒、方玉润等皆有驳议，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今人之《诗经》选注本、译注本各有所本，或主男著，或主女作。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均以为男子作，而袁梅《诗经译注》、程俊英《诗经译注》又皆以为女子作。
这些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
这诗的作者被“群小”所制，不能奋飞，又不甘退让，怀着满腔幽愤，无可告语，因而用这委婉的歌辞来申诉。
关于作者的身份和性别，旧说颇为纷歧，大致有君子在朝失意，寡妇守志不嫁和妇人不得志于夫等说。从诗中用语，像“如匪澣衣”这样的比喻看来，口吻似较适合于女子。
从“亦有兄弟，不可以据”两句也见出作者悲怨之由属于家庭***的可能性比较大，属于政治失意的可能性比较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_国风·邶风·柏舟
原文出自诗经中的《齐风·南山》
全文是：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译文为：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并非青铜镜,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
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
“匪”在此处通“非”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始末介绍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檀”去“木”，念“胆”）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过“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编辑本段]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此案最早见之于《荀子.宥坐》，原文曰：
“孔 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不与 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玉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当了宰相（应该还仅仅是代理宰相）才7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门人不理解，问他：“这位少正卯先生，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老师代理国政才开始，就杀了他，会不会得不偿失呢？”（据《论衡.讲瑞》记载，问这话的是死心眼的子贡，别人都不敢问。）
他作了一篇演说似的慷慨激昂的辩解。
他首先缓缓道来：“你们都坐下来，我给你们说说原因。”接着，他给少正卯列举了五大罪状：一曰，心达而险；即为人通达而用心险恶。二曰，行辟而坚；就是行 为异常而意志坚强。三曰，言伪而辩；是观点不对却善于狡辩。四曰：记丑而博；是宣扬邪说却非常博学。五曰，顺非而泽；是顺从异端且扶助庇护。
孔子振振有词地说：“这五条中，占了一条，就该杀！可是，少正卯五条全占了，你说该不该杀？他在家里聚众结党，意图谋反，这是小人中的枭雄，不杀不得了啊，同志们！就像汤王杀尹谐，文玉杀潘止，周公杀管叔，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一样。这7个人，都对当世怀有异心，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最后，孔子颇为煽情地说道：“《诗经》有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结队，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对于这个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最广为流传的是 孔子是以公泄私愤 杀死了不同政见的少正卯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U>[font color=#0000cc]亶[/font]</U>（“檀”去“木”，念“胆”）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意思是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
该句出自先秦《诗经》中的《邶风·柏舟》。
《邶风·柏舟》
原文：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译文：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遨游。我心并非青铜镜，不可美丑全都包容。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
扩展资料：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
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
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
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意思是说：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其意之坚值得同情乃至敬佩。
第四章诗对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从何而来的问题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
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
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对于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以及小人指什么人等问题争议也很大，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支持者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