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三字经》作者归属，相传出自宋元之际宁波大学者王应麟之手。
不过在广东顺德举办的一次历史档案文献展上，展出了一件由清朝咸丰探花、顺德人李文田编辑的《三字经句释》，其封面上“区适子手著”5个大字佐证了《三字经》出自顺德。据明清之际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1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另一位广东学者凌扬藻在《蠡勺编》中，也认为《三字经》是区适子所撰。
这在浙江宁波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学者认定，《三字经》的作者早被确认是王应麟无疑。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南宋鄞县人。他少年时通《六经》，淳佑元年(1241年)中进士，历任过秘书监、吏部侍郎等诸多官职，博学多闻，长于考证，著述丰厚。而据《中国帝陵》作者王重光介绍，王应麟的文集未见载有《三字经》。《三字经》诞生于元初，直到明代才广为流传，明清人多认定作者是王应麟。王应麟呕心沥血写就的弘富著述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反而是这本未收入正集的小册子却家喻户晓，流传数百年。
宁波地方文史研究专家桂心仪先生认为有3点理由可界定作者是王应麟：其一，《三字经》非博学多闻的大手笔不能作；其二，《三字经》仅为儿童上学的启蒙教材，非热爱儿童教育者不愿撰；其三，《三字经》叙写历史文化原来只到唐宋为止。
有关《三字经》作者归属，一直是个历史“公案”。比如《辞源》释词为：“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又有说是“宋末区适撰”、“明人黎贞撰”。
题目是《三字经》中的一句。宋代以来，《三字经》作为私塾课本广为流传，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启蒙读物，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清人评价它“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确能家喻户晓，绝非偶然。这句话出自《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了押韵，改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意思未变，强调人若不勤奋学习则不能知礼义道德，终不能成才。“玉不琢”不过是拿来做个比喻。
玉本是一种密致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出自山川，新疆和田玉就享有盛名。玉在远古时代就倍受重视，它是美的象征，引申之也是美德的象征。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的陪葬品，玉器最多，达到七百五十五件，件件精美。《逸周书·世俘》载，商纣王在商都郊外打了败仗，甲子日当天晚上，他取最精美的天智玉五枚佩在身上而纵火自焚。有人告诉武王，纣王曾焚玉四千。五天后，武王命千夫长带人寻找。四千庶玉已于火中销毁，天智玉未销。那五枚天智玉，武王视之如宝。武王总共得到商王宝玉一万四千，佩带玉一十八万枚。——玉器在殷商文化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玉”在甲骨文、金文中并没有那一点，三横或四横表示几块玉，一竖表示穿玉的绳子。《说文》云“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小篆的“王”与“玉”很相近，都是三横一竖。玉的三横距离均等，王的三横下空大。隶变后，加一点为“玉”区别就明显了。这一点本来是加在上面为“柞”，读sù,《新编千家姓》（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就收有这个姓氏。
贵族佩戴玉器是身份高贵的象征，引申就有驱邪避祸的作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就二者兼而有之，既显示他的身份，又伴他消灾化疾。
玉是美石，是美的象征，也是美德的象征。《管子》一书归纳玉有“九德”，《荀子》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指出玉有仁、智、义、行、勇、情、辞七种美德。“君子比德如玉” ，儒家经典《礼记·聘义》也有阐释，除了仁、智、义，还包括了礼、乐、忠、信之类。许慎《说文》受“五行”学说影响，概括玉有仁、义、勇、智、絜五种美德。后来又化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成了儒家道德标准。
玉的种类多，各式各样，古人分为五类，称“五瑞”：圭、璧、琮、璜、璋，即五种玉石。诸侯朝见天子，可佩戴与自己地位相当的玉石器物。蔺相如完璧归赵的“璧”，是平圆形的玉石，宽边有孔，是天子、诸侯朝会时使用的一种礼器。
玉的精美、贵重，“玉”字就引申有精美、贵重之意。如：玉食、玉女、玉饰、玉带、玉宇、玉液、玉楼之类。玉成、玉照、玉音则是雅称、敬词。
美女的脸庞洁白如玉，玉貌、玉容、玉颜组合成词。白居易《长恨歌》写杨贵妃孤独冷落、泪水纵横的诗句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称得上千古绝唱。后代诗人多有模仿化用，始终无法超越。王昌龄《长信秋词》为班婕妤鸣不平，有“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的名句，为后人称颂。宋代欧阳修感叹国事，有“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的诗作。
玉石的美不是天生的，需要玉匠的“琢”；宝石的贵重也不是天生的，需要石匠的“磨”。《诗经》上说，“如琢如磨”，经过琢磨才能洁白无暇，才可宝贵。人的道德学问也不是天生的，需要学习修炼才可成为有用之才。《三字经》还说：“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堂堂男子倘不好学而荒其业，是昆虫不如也。
望纳。
李鸿章（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的命运。诚如《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性。
曾国藩简介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我手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左宗棠
字季高。湘阴人。道光举人。咸丰初年，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赞襄军务。1860年，太平军连克苏州、杭州等地，曾国藩、胡林翼等极力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卿，招募“楚军”五千人，率以援浙。寻授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4年，攻陷杭州。继攻灭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嗣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旋任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和西北***起义。在兰州创办制呢局。1875年（光绪元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消灭入侵的，收复新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进行整顿和改革，建议改新疆为行省，加强边防，兴办义塾，厘正赋税等，有力的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积极备战，挫败了沙俄侵占伊犁的阴谋。1881年，调任军机大臣。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赴福州督办海防，积极支持***民的抗法斗争，并选募恪靖军赴两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病故于福州。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纪昀
纪昀简介
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不是，他们是两个人
1.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2.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又叫“三家村”，是我国传统开蒙教育的第一书，知名度极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三百千”之中以《三字经》为首，称为“经”，以《千字文》垫底称为“文”。当然，在文字难度、知识水平、文学素养等诸方面，《千字文》要求高。没有一定的文字学基础和文化素养，对《千字文》是既读不懂，也欣赏不了。从时间上来说，《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出现的最早；《三字经》成文于南宋末年，直到元朝才开始流通，明清时期才流传开。[cchere.net 西西河 知行人]
在教学的顺序上是《三字经》第一，《千字文》最末。其中的道理，一是先简后繁，这很好理解；二就是“经”与“文”的根本区别。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必由之路，引伸义就是规律、原理、原则与方法。自古以来，圣人的书叫做经典，因其讲述的是恒常不变的宇宙真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有四书、五经等经典。《三字经》既敢称为经，而且被千古传颂，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三字经》则不然，它“字有重复，词无藻彩”，即不讲究对仗，语言也不甚优美。但《三字经》朴实无华，用极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三百千”中最难理解的是《三字经》，最难讲的也是《三字经》，没有丰富的学识、没有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仅仅凭借文字是绝对无法理解经义的。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三字经》的理解会越来越深，以至越到晚年越喜欢《三字经》，这也是为什么来听《三字经》讲座的老年人很多。[cchere 西西河 知行人]
与《千字文》同理，《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但《三字经》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清人王晋升就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清人贺兴思称其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近人章太炎也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 …… 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蒙学读物都是四言的，也就是四个字一句，例如《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言，四个字读起来不上口，小孩子不容易唱颂。《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所以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三字经》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与韩国，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三字经》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199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发行。可见这部书早已不属于中国人专有，它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作为《三字经》故乡的同胞，今天不但不会背诵《三字经》，有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读过《三字经》，为此你将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呢？[cchere.net 西西河 知行人]
此次我们讲解《三字经》的形式不同于以往的《千字文》。《千字文》讲座是讲者解字说文，学者随文入观，体会文义。《三字经》讲座则是直剖经义，辅以文字，以经义为纲，文理为目，纲举目张，文义也就自然现前了。
《三字经》全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独立的中心，但六个部分又合成一个整体，似江河之水风气浪涌，层层推进，在编排顺序上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之中应该加以注意的。
参考资料：
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
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
一说是明代人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中国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如安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一文，判断《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间，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年-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扩展资料
《三字经》自宋朝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共一千多字，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三字经》早就不仅仅属于汉民族了，它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也是儿童的必读必背的书籍。
2008年4月25日我国新修订了《三字经》，增加修改49处，修改内容仅占原文10%，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首发，力争在全国中小学推广。2009年春节到同年5月，央视百家讲坛播出了《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系列节目。
至今《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模拟《三字经》形式的读物，如《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层出不穷，风靡天下。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几年来，我国中小学还编成“安全教育三字歌”。
《三字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有不同版本，全文字数从1120字至1722字不等。《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都是我国优秀的蒙学读物，并称为"三、百、千"。
百度百科-三字经 （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之一）
暑来临，我给自己拟定了一个暑期，其中有一项就是利用期这段难得的空闲
时间，学习国学经典。随着时间的堆积，我和儿子一起，学会背诵三字经，我还阅读了更多
的国学经典。都说书本可以武装一个人，我觉得，学习了国学经典之后，整个人仿佛背春风
春雨清润了一番，真是如沐春风啊！
我国的国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随着时间的积淀，留给我们的是何等厚
重何等多元的经典啊！
说起《国学与美德》，我以前上小学时没有学过，只是常常听人说，也不懂得什么意思。当了教师以后，在网上看到《国学与美德》，出于好奇，
打开来看了看，读了读，觉得好读好背好记，不知不觉中迷恋上了读《国学与美德》，这一千多
字，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含了教育、历史、天文、地物、和道德，以及一
些传说，广泛深动而又言简赅。句句精辟，句句简练，句句哲理，再细心领会琢磨。才感到
《国学与美德》确实是我国文化艺术的的瑰宝
,
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铸造而成的。它承载着我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记载着千千万万个尊师爱友、孝顺父母等令人敬佩的故事。涵盖了古代
国学精华，
是古代历史文明送给每个中国人的遗产。
我为了实现和孩子共同成长进步的目标，
潜心研读吟诵《国学与美德》，并开始教孩子理解朗读《国学与美德》，以培养孩子的品德、礼貌、
文化素养。
读《国学与美德》，和孩子一起读《国学与美德》，我觉得具有现实意义或有针对性。《国学与美德》虽然短小，读来却意义重大。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人情事理融贯其中。令
我感受最深的要数“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这几句。短短十二个字却蕴含着
深刻的做人道理，里面还包含着一个小故事呢。孔融四岁时，邻居家送来一筐梨。孩子们都
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取大梨，只有孔融不慌不忙取小梨。父亲见了，便问他为何不取大梨，
他答道：“哥哥们比我大应取大梨。而弟弟比我小，我应把大梨让给他。”?孔融那敬兄
爱弟的思想多么宝贵，
多么感人！
读后，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孔融四岁能让梨，让我明白了敬爱兄弟是每个人都应做到的事情。而读《国学与美德》的受益者
又何止我一人？它丰富的思想内涵也影响着我们身边的许多人。
《国学与美德》在结尾时提出了
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
作者的态度是
“人遗子，
金满籝
（读赢音）
我教子，唯一经。“他说世上许多人为子孙，留下许多金银财富给后代，教育子女，唯有一
册经书而已。”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我读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了，而最大的收获是对学生进行中国经典文化的教育可以陶冶情
操，提高修养，弘扬正气，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国学与美德》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良师诤友，生活中的向导啊！它简直是一个法术高明的
魔法师，给予我们启导，让我们发生极大的转变。师生们，就让我们认真研读《国学与美德》，
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感悟做人的道理，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吧！
《三字经》全文朗诵及简介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下面是我为大家分享有关，欢迎大家阅读与学习!
三 字 经
1.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
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
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2.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3.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匏土革，木石金，与丝竹，乃八音。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而之伦。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4.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群***，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5.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彀梁。
6.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王，称三王。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7.周辙东，王纲堕，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8.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兴高齐。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
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帝号纷，迨灭辽，宋犹存。
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并中国，兼戎狄。
9.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至宣统，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
度史者 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10.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11.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12.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
有为者，亦若是。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
13.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三字经 终)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又叫“三家村”，是我国传统开蒙教育的第一书，知名度极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三百千”之中以《三字经》为首，称为“经”，以《千字文》垫底称为“文”。当然，在文字难度、知识水平、文学素养等诸方面，《千字文》要求高。没有一定的文字学基础和文化素养，对《千字文》是既读不懂，也欣赏不了。从时间上来说，《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出现的最早;《三字经》成文于南宋末年，直到元朝才开始流通，明清时期才流传开。
在教学的顺序上是《三字经》第一，《千字文》最末。其中的道理，一是先简后繁，这很好理解;二就是“经”与“文”的根本区别。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必由之路，引伸义就是规律、原理、原则与方法。自古以来，圣人的书叫做经典，因其讲述的是恒常不变的宇宙真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有四书、五经等经典。《三字经》既敢称为经，而且被千古传颂，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三字经》则不然，它“字有重复，词无藻彩”，即不讲究对仗，语言也不甚优美。但《三字经》朴实无华，用极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三百千”中最难理解的是《三字经》，最难讲的也是《三字经》，没有丰富的学识、没有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仅仅凭借文字是绝对无法理解经义的。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三字经》的理解会越来越深，以至越到晚年越喜欢《三字经》，这也是为什么来听《三字经》讲座的老年人很多。
与《千字文》同理，《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但《三字经》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全文用典极多，全篇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清人王晋升就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清人贺兴思称其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近人章太炎也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蒙学读物都是四言的，也就是四个字一句，例如《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言，四个字读起来不上口，小孩子不容易唱颂。《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所以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为蒙学第一书。
简介：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因其文通俗、顺口、易记等特点，使其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基于历史原因，《三字经》难免含有一些精神糟粕、艺术瑕疵，但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仍然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
三字经作者：王应麟。
王应麟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人。其博学多才，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著有《三字经》、《小学绀珠》、《玉海》等。
王应麟隐居二十载，所有著作，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一生著作甚丰，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这部《三字经》，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会中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其著作学甚多且学术价值甚高，到清朝时才开始较为人所重视，其中《玉海》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所整理的。《困学纪闻》是笔记类的著作，***其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汉制考》为历史著作。《通鉴地理通释》是历史地理学的著作。著有家喻户晓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
;1、概述
江万里（1198年11月16日—1275年3月），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十月十六日生于今江西省今鄱阳阳峰江家山村，卒于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二月。名临，字子远，号古心，万里是其出仕后的用名。与弟江万载、江万顷因为先后科举高中，且又都登仕宋庭***，最后又先后殉国，被时人和后世雅称为“三古”或“三昆玉”。南宋著名爱国丞相，民族英雄，是南宋末年仕林和文坛领袖，中国十三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一人独自创立三所高等学府，为古今中外之第一人，尤其是其所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延续千年，在中国科举时代共培养出文天祥等十七位状元，2700多名进士，书院所在的江西吉安科举中选人数几近此后中国千年科举的一半，被称为千年“文章节义之邦”为中国古代书院之最。江万里为官清廉，敢言直谏，无论朝官还是放任地方府省均政绩斐然，为官府和百姓所称道；一生虽屡受权奸排挤，屡遭罢贬，而始终不畏权奸，不泯忧国爱民之心；在南宋末激化，国家危难之际，始则“手培国本，力济时艰”，“但见拳拳于国事，未尝汲汲于身谋”，“极力破权门之死党，奋身生善类之齐盟，精白一心，创切百奏，风彩耸闻于列辟，霜棱愈棱于内台，其序升横榻之班，以增重本朝之势”，“以淳心正学，辅国视政，起贤远识，为时奇艾，若朝廷之典章，军国之机务，生民之休戚，政治之得失，皆常履而知矣”当其穷尽一生，年老体弱，无力补天之时，则“从容坐守，以为民望”“死不离城”继而“去生就死，义节忠肝”恨“生面被执，为国之耻”，“愤国家云之亡，耻腥膻之移，虽神林故乡可以终其天年，旦不肯为，而况于屈身事虏者哉！”最终“左右携孙，自为纷纷，父忠子孝，兄贞弟烈，天义妇顺，笑赴止水”“从之者同知君，积尸如叠，不审其偕老之媛，而婢仆变亦争以尽”。在国破家亡之际，江万里与其子江镐，毅然率180多家人投止水池殉国，希望以自己及家人之死唤醒“天下忠义节烈之士闻风而起，聚集万千众人之力，保江山社稷不移腥膻，道德文章不堕宇内”，其一生堪称古今之完人，千古道德风范之楷模。 2、生平简介 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江万里贡入大学，太子赵昀（宋理宗）极为赏识，曾书“江万里”三字于几砚之间。宝庆二年（1226年）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文中表露对郭子仪的胆识和爱国情操仰慕之情，主考官阅卷为之动情，欣然批道：“立意新而措词妙，高古文也。”宝庆六年，以舍选出身，任池州教授。后召馆试，历任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嘉熙四年（1240年）出知吉州军，其所作《劝农诗》云：“父老前来吾语尔，官民相近古遗风。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从政之余，特别热心教育。淳祜元年（1241年）于吉州州治庐陵县城东赣江之心，创建白鹭州书院，广泛收藏图书，收授门徒。奏闻朝廷，理宗御书赐匾额“白鹭州书院”。当时书院没有另任山长，他自主其事，自为诸生讲授，忘其为大府。后人为他立碑，表彰他的办学功道：江万里创白鹭书院，使“缙绅（即官宦代称）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勇猛之人）化之”。第二年，迁直秘阁，知隆兴府，又在隆兴府建宗濂精舍，广聚生徒，讲学其中。奏闻朝廷，理宗又亲赐书御书匾额。这期间，他还嘱告南安知军林寿公在其军治大庾县源三先生祠（祀周敦颐，程颐，程颢）扩建为周程书院。因办学成绩卓著，于淳祜三年迁考功郎官，兼直秘阁，主管健康府崇禧观。不久，改任绍兴府千秋鸣禧观，后又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五年（1245年）三月，与理宗谈论诸事得失，曾说：“君子只知有事非，不知有利害。”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十一月上书弹劾林光迁等依权附势之徒。十二月不顾主降派反对，劝说理宗启用赵葵主持兵事，陈韦单主持财政，使主战派一度得以执掌朝政，为此屡遭主降派攻击。六年，他升迁监察御史兼侍讲，未几，又升殿中侍御史。这时的江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倾动于时。”但忤者嫉妒，谤言兴起，言其母病未能及时到家送终，使其遭受酷罚，坐废十二年。 宝祐三年（1255年），由于陆德兴为江万里辨白而得以启用，任福建转运使。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投入京湖宣抚大使贾似道幕下 任参谋官。十月贾似道入相，万里同时入朝兼国子监祭洒，侍读。景定元年（1260年）入对。迁刑部侍郎。不久，升吏部尚书。次年（1261年）。进迁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院事兼太子宾客。这年，万里已年逾六十，是贾似道府中之任职最久者。他开始虽府仰默客，为贾似道所用，但他秉性耿直，临事不能无言。贾似道恶（讨厌）其轻发（轻率，说话不够慎重），经常触怒贾似道，故第每次都不能久在其位。这年。又因言论而被解职，只以端明殿学士提临安府洞霄宫。至景定四年，才以原职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
景定四年十一月，度宗即位，诏求直言善谏之士，召江万里回行都临安。咸淳元年（1265年）二月，任万里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与贾似道同朝。贾似道擅政后,位极人臣,极力推行卖国张,使疆土日削,国势日危，万里不能耐何，便于同年七月，奏请归田，未允。十二月，贾似道辞职要挟度宗，度宗涕泣，欲拜留，万里当即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又一次触怒了贾。帝在讲筵，每问经史及古人姓名，贾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答，使贾积怒而谋逐出万里。江万里与贾似道每每相忤，不得已四次上书求退,于咸淳三年出知太平洋州兼江东特运吏,后又转湖南任安抚吏,咸淳五年,又自湖南召拜参知政事,封南康郡公,刚到任,又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六年,蒙古军围攻襄阳,万里屡请派援军救护,贾似道不许,于是万里又因此被委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吏,万里坚持,依旧职提举洞霄宫。
3、《宋史·江万里传》：
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自其父烨始业儒。大父璘，乡称善人，其邻史知县者夸其能杖哗健士，璘俯首不答，归语烨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于我心有不释然。审尔，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烨妻陈梦一贵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长有善言，故来。”已而有娠，生万里。少神隽，有锋颖，连举于乡。入太学，有文声。理宗在潜邸，尝书其姓名几研间。以舍选出身，历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两浙安抚司干办公事。召试馆职，累迁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知吉州，创白鹭洲书院，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召为屯田郎官，未行，迁直秘阁、江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隆兴府。创宗濂书院。迁考功郎官，命旋寝。久之，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
史嵩之罢相，拜监察御史，仍兼侍讲。未几，迁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未及拜。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倾动一时，帝眷注尤厚。尝丐祠、省母疾，不许。属弟万顷奉母归南康，旋以母病闻，万里不俟报驰归，至祁门得讣。而议者谓万里母死，秘不奔丧，反挟妾媵自随，于是侧目万里者，相与腾谤。万里无以自解，坐是闲废者十有二年。后陆德舆尝辨其非辜于帝前。
贾似道宣抚两浙，辟参谋官。及似道同知枢密院，为京湖宣抚大使，以万里带行宝章阁待制，为参谋官。大元兵围鄂，似道以右丞兼枢密使移军汉阳，万里迁刑部侍郎。似道入相，万里兼国子祭酒、侍读。入对，迁权吏部尚书，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随以言者去官。后以原职知建宁府兼权福建转运使。已而，加资政殿学士，依旧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度宗即位，召同知枢密院事，又兼权参知政事，迁参知政事。万里始虽俯仰容默，为似道用，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每人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为师相，至涕泣拜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举笏谢万里曰：“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
帝在讲筵，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对。时王夫人颇知书，帝语夫人以为笑。似道闻之，积惭怒，谋逐之。万里四丐祠，不候报出关。加资政殿大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后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召拜参知政事，进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枢密使。丐祠，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辞，依旧职，提举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特进，寻予祠。时咸淳九年，万里年七十有六矣。
次年，大元兵渡江，万里隐草野间，为游骑所执，大诟，欲自戕，既而脱归。先是，万里闻襄樊失守，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谕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及饶州城破，军士执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沼中，积尸如叠。翼日，万里尸独浮出水上，从者草敛之。万里无子，以蜀人王橚子为后，即镐也。事闻，赠太傅、益国公，后加赠太师，谥文忠。万顷历守大郡，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官至正郎。城破时，郴州守赵崇榞寓居城中，亦死之。
4、有关江万里其母的质疑：
万里家世：祖父江辚，一生隐居，教授乡里。父江烨，宋理宗时登进士第，曾任教授、都尉、知县、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西路提举茶盐公事、大理司帅参等职，一生专治程朱理学。虽在“庆元党案”蒙难之时，亦仍暗中坚持传授程朱学说，母陈氏，理学名儒陈大猷之女，陈灏之姊，万里家学渊源，幼年在祖父所建的书馆内读书，神隽铎颖，连举于乡，后从父教，学《易》经，稍长，赴白鹿洞书院深造，后又游学于隆兴府东湖书院，朱熹***林夔孙为师问学。
江万里的母亲不是陈大猷之女。
网络上关于南宋丞相江万里的介绍文字，有些地方有错误，需要考证，有些地方不准确，需要商榷。不能以讹传讹，贻误他人。文中提到的“母陈氏，理学名儒陈大猷之女，陈灏之姊”，这简单的十几个字，至少有两处错误：第一，江万里公的母亲不可能是陈大猷之女。因为，陈大猷（1198—1250）与江万里（1198—1275）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之间若有亲戚关系，极有可能是表兄弟。如果说江万里的母亲是陈大猷的姑母，至少在时间、年龄上是没有矛盾的。江万里宝庆二年（1222）考上进士，陈大猷绍定二年（1229）才考上进士，比江万里晚了七年。第二，“陈灏”应作“陈澔”，陈澔（1261—1341）不仅不是江万里的舅舅，而且应该是江万里或陈大猷的晚辈，至少是孙辈，陈澔绝非陈大猷的儿子（陈大猷比陈澔大63岁）。第三，陈澔是宋末元初的儒家学者，不是我们常说的宋代大儒“程颢（1032年——1085）”，不能混淆。陈澔字可大，号云住，又号北山叟，“不求闻达，博学好古，淹贯经史，注《礼记集说》行于世”。 华容 江良发
5、万里家人及后裔
“兄宰相，弟尚书，联璧文章天下少；父成仁，子取义，满门忠孝世间稀。”这是后人评价和形容江万里家族的一副对联，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万里家人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满门忠烈的情况。除江万里已率180多人（其中除江万里及其子江镐、孙江澄留下姓名外，其余均因家族匆匆外迁，时间久远而忘记名讳）投止水殉国外，万里二弟也先后以身殉国，江万里家族成年子孙中，有七、八人在其后的反抗外族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斗争中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确是世间少有，名符其实的忠烈之家。
万里家族是传统的理学世家，祖父江璘，一生修治儒业，终生隐居，教授乡里，“乡称善人”；父江烨，“祀世积德，以诗书抗户门，早岁粹于经行，户履常满，经其指授，多所成达，于训子尤力。”江万里经其祖、父两代传承，“遂大明易学，扬六馆，策高第，且以古文为天下倡，世谓复生欧、韩也。”江万载、江万顷“尽得父兄之学，明经登仕；”“显于当世，为天下世人所慕，时人以‘三古’雅称之”。“三古”家族经几代人的薰淘，于民族危难之际，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以自己的行动实践汉代大文学家班固在《士族谱系》上“烈士出将军之门，忠臣来自孝子之家”的寄望，成为古往今来世间少有的满门忠烈的民族英雄之家。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三古十二斋”，“三古”是指江万里三兄弟，都先后以身殉国；十二斋是指其以“斋”为号的十二个子侄，他们自蒙元入侵湖北鄂州时，就自发跟随江万载节节抵抗蒙元，千里转战临安、婺州、温州、福州、泉州、惠州等地，直到新会崖山，其中有多人战死沙场。以下分别简介如下：
江万载（1207——1278），名亿（又名德），字子玖，号古山，万载是其出仕后用名。“三古”之一，江万里同母弟，先于其兄以武选出仕，端平元年（1234年）曾与其族叔江海一道带“忠顺军”和殿前禁军联合蒙古兵攻陷和收复金国首都蔡州，一雪百年“靖康之耻”。绍定二年（1229年），以武阶从三品的身份参加文举舍选，被赐进士及第（与徐元杰同榜），累官至礼部尚书。后因不愿与丁大全、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同流合污，以壮年之身（52岁）辞官归里奉养慈母，宋理宗及宋度宗皆多次征诏复官而不就。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蒙元全面进犯南宋时，与其兄江万里一道号召三古家族成年子孙毁家纾难，筹组义军以抗蒙元，并不顾朝庭反对率义军从鄂州起对蒙元兵进行了节节的抵抗。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在张世杰部宋军的帮助下，率领义军一度收复三古家乡饶州城。被谢道清诏令复礼部尚书、殿前禁军都指挥使官职，平息了南宋最精锐军队——殿前禁军的叛乱，整顿和恢复提高了殿前禁军的战斗力，使其成为日后保护南宋小朝庭流亡达三年之久的骨干力量。在德祐元年七月份的焦山战役中，排除谢道清、陈宜中等患得患失的干扰，果断指挥殿前禁军出击，救回了在焦山之战中大败的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人，为南宋日后抗元保全了一批军事将领。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城临危城破之际，被谢道清密命摄行军中事，保护益、广二王及其他南宋小朝庭人员出走东南，经一路血战到达福州，始得扶立广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景炎三年（1278）三月，江万载等保护南宋小朝庭到达广州湾（今雷州半岛）附近的井澳，遇元将刘深伏击，江万载带亲兵奋力击退刘深的伏击，年逾七十的江万载奋力跃入海中救起了宋端宗，自己却不幸被海风巨浪卷走。二十万南宋军民痛失实际统帅，杨太后虽然追赠江万载为“开闽侯”，并赐溢号“武肃”，但对外却封锁江万载已殉国的消息，不到一个月，宋端宗也因惊悸而死，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接连遭受打击，军民之心大为动摇，几欲解散。在江万载殉国前3年，南宋小朝庭虽节节败退，但从临安到新会崖山，南宋小朝庭和二十万抗元军民基本能得到保全，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江万载牺牲后不出半年，先是陈宜中因害怕第三次当了逃兵一去不返，继而张世杰收复雷州半岛失败，在厓山之战中，更是没有人能制约张世杰的军事独裁，至其重犯焦山之战的错误，最后几乎令南宋二十万抗元军民全部葬身海底，少有能逃生的，南宋小朝庭因此覆亡。由此可见，江万载实际上是南宋小朝庭及二十万南宋抗元军民的幕后最高统帅及精神领袖。
江万顷（1211—1275），名伯，字子玉，号古崖，万顷也是其出仕后的用名。三古之一，江万里之弟，初以明经乡举登翰林庶吉士入仕，历任地方官和朝官，累官至户部左侍郎；1275年三月，冒险与子江铎往饶州探视兄长，被蒙元兵俘获，因不屈而大骂不止，被蒙元兵凶残肢解。
江璆（1225——1283），名璆，字宗宝，号玉斋，到十六、七岁成年时，遇其父江万里创白鹭洲书院，宣扬周程理学，塑“六君子”像于书院，故又为其取字用周，号六峰，十二斋之首，江万里长子。自幼随其叔江万载习文尚武，在鄱阳湖、长江中游一带演练水陆阵法，颇得要领；13岁后，又随其叔父宦居临安，就近攻读于临安官学。成年后，回乡以江右漕闱入仕，历仕怀安、潮阳两任知县，两任南安、衡州通判资序等职，关升提刑、将作少丞。后又补将作郎，遏选迪功，转承直，改通直、奉议，咸淳元年改秩右朝请郎，除大理寺丞，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四月改差知德庆府，加衔兵部侍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闰五月，以右朝请郎晋兵右侍郎（二品官衔）差遣岭南德庆府知军州事（正五品官衔），公元1266年，又被封为兵部尚书（正二品官衔），兼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咸淳五年（1270）二任知州届满致仕。从其叔万载公之命，奉母邓氏并携儿孙落户粤西山区，安家于两广军事要冲之地——德庆金林乡二都钦仁里双朵村（今官圩镇江村）。德祐元年（1275年）月募组3000广东义军入卫临安，与其叔摄行军中事江万载议齐向谢道清建议南宋朝庭化整为零，潜往东南积蓄力量，待机北伐规复中原，并建议选粤西肇庆或德庆作临时行在中心指挥之处。所募义军被陈宜中遣散后，回德庆为行在移驻作准备，在德庆西北一线，建立了20多座军事城堡——故砖城（现存遗迹10处），分派个儿孙和部将、地方豪杰等分兵把守，准备效其家族忠烈报国之精神，以武力抵御元军，用生命捍卫南疆。景炎二年（1277年），复募10000多义军输送给在流亡于广东沿海的南宋小朝庭，并联络熊飞、曾逢龙、马南宝等部义军一度收复广州。祥兴元年（1278），江璆联络旧部刘宗纯收复德庆。祥兴二年（1279），在南宋灭亡后，仍率三子一孙及部将刘宗纯之子刘喆凭借砖城体系扺御蒙元一年多。1280年，江璆奔走联络南沿海各省，图谋复宋。1283年，联合亡宋故臣林获、林桂芳父子扶立赵宋皇族后人赵良钤为帝，于新会建立后宋（元史称罗平国）。同年为掩护赵宋后人突围，率疲惫之师与元兵熬战三日，力歇而死。其三子一孙和刘喆奋力抢回遗体，奔回德庆，葬于村后山圣岭岗。乡人感其爷孙三代忠烈，将江璆及其三子一孙并刘喆塑像于圣岭岗上龙母行宫，配祀千年龙母。江璆后裔最初居于广东德庆，后发展到其他地方。
江钲（1229——1279），名钲，字国岩，号道斋，十二斋之一，江万载次子。咸淳九年（1273），响应其父江万载号召，积极参与筹组义军，任义军先锋将。在抵抗蒙元入侵的斗争中箭伤刘整，被谢道清诏授从军征郎将。德祐元年（1275年）入卫临安后，被诏授殿前禁军都统制之职，是年七月，率殿前禁军将在焦山之战中大败的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等人救援回临安。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与其父江万载拥军保护益、广二王及其他南宋小朝庭人员撤离危城临安，从这时起一直到新会崖山，每有蒙元兵逼近南宋小朝庭，皆由江钲率军出击击退。是年五月，在福州与父江万载及其他大臣拥立广王赵昰登帝位，江钲被诏令授殿前禁军副都指挥使之职。景炎元年（1276年）十一月，与父江万载，少保张世杰等帅兵保护宋端宗等南宋小朝庭到达泉州，张世杰强抢泉州港海船，逼反开始就已有反意的泉州市舶司——***裔（“蕃客***”）人蒲寿庚（1205-1290年），蒲拥兵作乱，欲劫持南宋流亡行在，又是江钲带少部兵力掩护二十万军民大部分登船撤离泉州。景炎三年（1278）三月，保护南宋小朝庭到达广州湾（今雷州半岛）附近的井澳，遇元将刘深伏击，带亲兵奋力击退刘深的伏击，保护端宗登上海船，却又突然遇上台风，将年幼体弱的宋端宗刮落海中，江钲父年逾七十的江万载奋力跃入海中救起了宋端宗，自己却不幸被海风巨浪卷走。不到一个月，宋端宗也因惊悸而死，二十万南宋军民痛失实际和名义上统帅，军民之心大为动摇，几欲解散。江钲强忍丧父之痛，力撑陆秀夫劝伏大臣们，扶立宋端宗之弟赵昺为帝，是为宋帝昺，以陆秀夫为丞相，张世杰为太傅，江钲为殿前禁军指挥使，南宋小朝庭遂得继续流亡于广东沿海。同年（景炎三年，亦称祥兴元年，即1278年）六月，保护流亡小朝庭到达广东新会崖山。张世杰、江钲等领军将领与陆秀夫等文臣都看中崖山的险要地位，因而决定流亡小朝庭暂驻崖山，但对如何布防崖门，张世杰与江钲两大军事统帅却发生激烈争吵，江钲要求分兵防守崖门出入海口，以便相互呼应，张害怕兵力分散，不予同意，江不同意张把大船都用铁链相连的方案，并暗示其可能重复焦山之战的错误。张嫌江妨碍其作战方案的实施，以杨太后的名义调江钲回福建立江万载衣冠冢并募兵筹晌，并以苏刘义（苏轼后裔）暂时接替江钲职务掌管殿前司。祥兴二年（1279年）三月，崖门海战时，蒙元军统帅张弘范果然先分兵封锁控制宋军海陆出口，而南宋二十万军民因战船被铁链相连，移动艰难而鲜有能逃生者；陆秀夫和宋帝昺因张世杰派来接应的士兵非是平常见惯的父子所带亲兵，死活不肯登上接应者之小船，最后陆秀夫抱宋帝昺投海而死，二十万军民大多投海而死，厓海十万浮尸，最终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随张世杰突围的杨太后闻知宋帝昺已死，亦都投海而死，张世杰带剩余残兵沿海漂流，不久亦遇上台风，任船自沉而死。江钲回闽为其父治坟之后，募得几百士豪杰士卒赶去厓山，到广东海陆丰时，厓门之战已结束七天，江钲闻知厓门二十万军民已全军覆没，大哭几场后，亦投海而死。当地居民根据其部属的叫唤立岩公庙以纪念，遗迹至今仍存。江钲子孙最初随其兄江钥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
江铭（1232——1276）名铭，字国熙，号毓斋，十二斋之一，江万载第三子。咸淳九年（1273），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办粮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被谢道清授殿前禁军带械副将，1276年宋端宗即位后，为御前环卫将军，1276年十一月在泉州蒲寿庚叛乱战役中为掩护皇室人员登船战死，被追赠节义大夫。由于其妻及子女已在饶州之役时随伯父江万里投止水殉国，在福州时杨太后星配以曾渊子之女，但未及过门江铭即已战死，故江铭一房无留下后裔。
江钰（1243——1276）名钰，字国维，号寓斋，十二斋之一，江万载第四子。咸淳九年（1273），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先锋副将，1276年在保护二王从临安到温州时战死，被宋端宗追赠崇义大夫，妻及子女之前已投止水殉国，故无后。
江镐（1229——1275）名镐，字国禹，号义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里次子。一生随侍其父江万里，生前曾被朝庭授事郎将，1275年二月蒙元兵破饶州时，抱子江澄（是几十未成年子孙中唯一留下姓名的）携妻随父江万里投止水殉国。后裔不详。
江铎（？——1275）名铎，字国弼，号本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顷长子。一生随侍其父江万顷，任官职不详。1275年三月，冒险伴其父江万顷前往饶州探视二位伯父和其他家人，被蒙元兵俘获，大骂不屈，被元兵肢解。其母钱氏九娘、妻丘氏十六娘及九子都随其二父江万载入福建，最初隐居于福建长汀宁化石壁村。后向其他地方发展。
江铸（？——？）名铸，字国通，号直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里第三子。咸淳九年（1273），随叔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中军护将，在福州扶端宗即位后，经丞相文天祥奏请杨太后同意，与堂兄江钥、弟江镗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
江钥（1227——？）名钥，字国器，号慎斋，十二斋之一，江万载长子。咸淳九年（1273），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中军护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与堂弟江铸、江镗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
江镗（？——？）名镗，字国雍，号侃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里第四子。咸淳九年（1273），随叔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中军护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与兄江铸、堂兄江钥隐居福建夏门同安洪水桥汤坂里，后裔才逐渐向其他方向发展。江镗有一子江日新，替父继续保护南宋小朝庭，入广东后，被杨太后看中，将自己女儿赵氏公主配嫁给他。崖山之战后，江日新侥幸逃脱，携赵氏公主并文天祥的堂姑文氏大娘流寓到四会，居住于县城门高街。是第二支在广东落户的三古支系。
江锜（？——？）名锜，字国鼎，号祥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顷次子。
江锖（？——？）名锖，字国烈，号遁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顷第三子。
江铜（？——？）名铜，字国南，号远斋，十二斋之一，江万顷第四子。
咸淳九年（1273），随伯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中军护将，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被谢道清授殿前禁军带械副将，在福州扶端宗即位后，经丞相文天祥奏请杨太后同意，奉母钱氏九娘最初隐居于福建长汀宁化石壁村。后向其他地方发展。
江万里家族除了著名的“三古十二斋”之外，还有其他家族成员。如江万载收养的族人孤儿江宗杰，号律斋，咸淳九年（1273），随父江万载参加义军，任义军参军，1275年参加收复饶州战役，入卫临安后，被谢道清授殿前禁军带械参军。崖山之战中也得生，承父江万载堪舆之业，云游天下，后不知落户何处。江万顷夫人钱氏九娘到福建后曾抱养了一个养子江钮，字国珍，其后代也居于福建长汀宁化石壁村。江万里家族成年孙辈也大都随江万载参加义军，其中有多人战死在临安到崖山的路上，剩下的，多数先在福建落户，后来才发展到其他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