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社会，国家被侵略意味着灭国甚至灭族。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被侵略意味着财富外流。一战二战的战胜国均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会灭国。就像现在的商人硬要上海一处房子，不要***一片牧地。望***纳
秦
（公元前221---前206年，共15年）
秦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它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多年来分裂的局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朝共有三帝，其中病死的一帝，内乱中被逼杀的一帝，国亡投降后被杀的一帝。所附的秦庄襄王为病死。
秦庄襄王(异人)
秦庄襄王，名异人，改名子楚(公元前?～前247年)。秦孝文王子。孝文王死后继位。在位3年，病死。葬于葚。
嬴异人，曾在年轻时作为人质居住于赵国都城邯郸，因为秦国屡次攻赵，他的处境很困难。这时，有个卫国大商人吕不韦知道了他的情况，认为他是“奇货可居”，决定进行一次政治，于是，设法结识了他，成为密友。吕不韦用重金买通了秦孝文王宠爱的华阳夫人，使她劝说秦孝文王立异人为太子。为了博得出生于楚国的华阳夫人的欢心，异人在吕不韦的授意下，改名为子楚。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继位三天后突然中毒而死，异人继位。
异人继位后，尊华阳夫人为太后；拜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执掌朝政大权。当时，东周王朝境内的小封国西周已经于公元前256年被秦军所灭，赧王病死，西周公被迁于但狐聚 (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北)，小封国东周还存在。公元前249年，东周君联络诸侯，谋划伐秦。异人获悉，立即派吕不韦统领10万大军，一举攻灭了东周7邑，迁东周公于阳人聚(今河南省临汝县西)。东周王朝的最后残余被铲除。接着，秦军继续蚕食三晋，又攻占了大片土地。
公元前247年5月，异人病死。异人死后的庙号为庄襄王。
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名赢政（前259～前210），秦庄襄王之子，庄襄王死后继秦王位，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称始皇帝，是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在王位25年，帝位12年，病死，终年49岁。葬于郦邑（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25里处）。
秦始皇，嬴姓，名政。因出生于赵国，又称赵政，秦庄襄王之子（另一说为吕不韦之子）。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继承秦王位由丞相吕不韦和宣太后的男宠毒专权。公元前238年亲政，毒乘他外出之机，举兵叛乱，他一举粉碎叛乱，诛杀毒，幽禁太后。第二年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后逼杀吕不韦，任用了尉缭、李斯等人。
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的一系列政策。接着，嬴政***取李斯等人的策略，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远交近攻，从公元前230年起到公元前221年止的10年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赢政统一天下后，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幻想秦王朝的统治能延续千秋万代；国家的一切政务都由皇帝裁决，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悉由皇帝任免，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随后，秦始皇废除了自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公元前213年，嬴政为了控制思想，***纳李斯的建议，将秦国的历史、医药、卜筮和植树以外的书下令焚毁。禁止私学。第二年，方士卢生和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施刑罚。赢政闻知后派人追缉，侯生、卢生逃亡，赢政大怒，将有牵连的460多个儒生全部坑杀于咸阳。这两件事． 史称“焚书坑儒”，它钳制了思想，严重地摧残了文化。
公元前214年，嬴政派兵南定百越，增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今广西崇左县)四郡。同年又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收复了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区，迁来内地人民，建筑城邑；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使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至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象郡。
赢政在位时期徭役繁重，刑罚苛严。人民除了将收获物的三分之二缴作赋税外，还得负担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他征发70多万人，在渭水南边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他又征发农民将原来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连接起来，向东向西延伸，筑成一道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到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的城防，这就是伟大的万里长城。它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当时，全国被征去服兵役、徭役的多达150多万人，男丁不够，连妇女也被抓去运粮饷。许多人被折磨而死。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他除了下令收缴、销毁民间兵器外，还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人民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被罚做苦役，或者斩脚、割鼻、处死，押送到官府去的罪犯满路都是。
赢政又好大喜功、浪费无度，他在即帝位的12年间，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沿途刻石颂德，以表示他的不朽之功。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嬴政实行的暴政，使得秦朝一建立，阶级矛盾就开始激化，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10年，赢政进行最后一次巡游，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掌管皇帝文书的宦官)赵高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他渡过钱塘江，一直到达会稽郡的吴中。返回途中，在平原津(今山东省平原县东南)病倒。到了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病势转危。他自知不行了，急忙命令李斯和赵高起草诏书，并将诏书和国玺递送给长子扶苏，催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当李斯草拟好诏书呈交嬴政审阅时，嬴政已经死去了。
扶苏因为劝阻嬴政坑儒，曾被秦始皇贬出京城，派往上郡蒙恬军中任监军。赵高历来与蒙恬一家有仇，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造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命令他和蒙恬***。蒙恬怀疑，不肯***。扶苏忠厚，相信诏书是真的，便***而死。
赵高秘不发丧，将嬴政尸体放在车中，关上车门，拉上车帘，让百官以为秦始皇仍然活着，每天在车外奏本；一面带领大队拥着尸车匆忙赶回咸阳。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赵高派人弄来夭批鲍鱼，命令每辆车上装鲍鱼一石，以混淆尸臭。接着发丧，并拥立胡亥为帝。秦始皇为历史上对始皇帝嬴政的通称。
自古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实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秦二世(胡亥)
秦二世，名胡亥(公元前230至前207年)。秦始皇第26子。秦始皇死，靠赵高等伪造遗诏继位。在位3年，又被赵高逼迫自刎而死，终年24岁。葬于杜南宜春苑(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曲江池南岸)。
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夏巡游途中病死，尸体运回咸阳后，赵高、李斯才将死讯宣告天下，并***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于同年7月袭位，为秦“二世皇帝”，史称“秦二世”。
胡亥即位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兄和姐妹22人及大将蒙恬、蒙毅兄弟和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以防止篡位的事泄露出去。
胡亥在位期间，由赵高专权，继续推行秦始皇时的暴政，征调二、三百万民夫，续修阿房宫，驰道，骊山陵和服兵役，其赋税的繁重，刑罚的苛暴，比秦始皇统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在公元前209年7月激起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牺牲后，项羽、刘邦领导起义军继续反秦。
公元前207年，秦主力军在钜鹿(今河北省巨鹿县) 之战中被项羽击败，投降，咸阳城内人心惶惶。时大权全部由赵高垄断，赵高对胡亥***，只让他在宫中花天洒地。
有一天，赵高为了考验朝中谁服他，谁不服他，牵了一只鹿上朝，对胡亥说：“我弄到一匹马，特来进献陛下。”胡亥说：“这明明是头鹿，怎么是马呢？丞相在开玩笑吧!”赵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是马，请大家认吧。”许多大臣惧怕赵高，就附和着说是马，只有几个忠厚的大臣如实地指出这是鹿。几天后，这几个大臣就被赵高处死了。这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 自此，更没有人敢向胡亥奏告真实的情况。
不久，刘邦军攻破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逼近 咸阳。胡亥终于知道了这消息，惊恐万状，慌忙派人催赵 高发兵抵御。赵高见形势危急，难以为继，决定杀死昏愦无能的胡亥，和刘邦谈判。
8月的一天夜间，赵高派女婿、咸阳令阎乐，率领党羽1千余人，***称皇宫内将有变乱，杀入胡亥所在的望夷 宫。赵高弟、郎中令赵盛则作为内应，将阎乐引进内殿。阎乐为了***，向殿箭，箭矢射入了胡亥的坐帐，吓得胡亥大声呼叫侍卫。但侍卫见有兵变，都纷纷逃散了。胡亥只好转身逃入卧室。他回头见有一个太监跟随在身后，就厉声责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将臣下要谋反的先兆早些奏告。”太监回答说：“如果我早奏告陛下的话，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这时，阎乐追进卧室，指着胡亥大声斥责说：“你骄恣 无道，滥杀无辜，天下人都背弃你了，你赶快自寻归宿吧!” 胡亥问道：“谁派你来的?”阎乐回答说：“丞相。”胡亥要求面见赵高，阎乐不许。胡亥叹了口气说：“看来，丞相是要我退位。我愿意退位作一郡之王，不再称皇帝。”阎乐也不准。 胡亥央求说：“那么，就让我做个万民侯吧!”阎乐还是不准。胡亥这才着了慌， 哭着哀求说：“愿丞相放我一条生路，我只要和妻子同做平民就行了。”阎乐不耐烦，瞪眼呵斥说：“我奉丞相之命，来杀你这昏君。你再求也没用，我不敢回报。”说完喝令兵士动手。胡亥只好拔剑门刎而死。
秦三世(子婴)
子婴(公元前？～前206年)，秦始皇孙，胡亥侄。胡亥自刎后继位。在位46日。刘邦兵到灞上 (今陕西省西安市东)，他出降。后为项羽杀死于咸阳，葬处不明
赵高逼迫胡亥于公元前207年8月自刎后，原想自己称帝，但见人心不服，只得于同月立秦始皇长子扶苏的 儿子子婴为王，取消帝号。同时，派人去刘邦军中谈判，策划再次大杀秦宗室。
子婴得知赵高要大杀宗室，决定先下手除去赵高。即位那天，一切礼仪都准备就绪，子婴却推说有病不去。赵高急了，亲自前去催促。子婴乘机捕住赵高，将他处死。然后派兵5万去驻守蛲关(今陕西省商县北)，阻挡 刘邦大军。刘邦军用疑兵之汁绕过蛲关，从东南侧杀入，歼灭守军，进驻灞上。
子婴见大势已去，于公元前206年10月，率领群臣，手捧国玺、兵符、节仗．俯身站在咸阳城门外，投降刘邦。秦朝灭亡。刘邦将子婴监管在咸阳城内。
同年12月，子婴于项羽率大军进入咸阳后被杀。
中国本身是大陆国家，缺乏海洋观念。所以中国古代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整个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所以一直都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探索和贸易，明清时期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政策，所以错过了大航海时代，所以中国就错过了像英法那样探索海洋，开拓海外领土的机会。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又错过了帝国主义国家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的机会，并且继续丢失了很多领土。总之，是由于历史造成的。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纳康有为、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四）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的必要。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势力，却在密谋着一场***的宫廷***。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党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形成“帝党”。维新前后，由于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就令光绪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职务，令其退职回了老家。对开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后党攻击道：“意在夺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所以，当维新进行到最后关键的政治改革时，一场罪恶的宫廷阴谋也在同时酝酿，后党一面对改革敷衍塞责，一面狂揽朝廷军政大权，布下天罗地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步兵统领崇礼率兵三百包围南海会馆，当场拘捕康广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将改革派重臣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光绪皇帝曾试问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吾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嬉担心“维新剧变，恐失人心”随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这场宫廷***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
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回答者： 乐乐6868 - 高级经理 七级 12-4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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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与康有为认主不清、缺乏相当的政治经验、单纯依靠光绪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但历史发展不是后人看清后再评价的，当时人有当时的想法做法。我们今天来看已发生的历史，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历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所最应该***取的做法也是最为正确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变法：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当时最为紧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与改革，这点康有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来。这就是康有为这个人最大的历史意义。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由于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领先世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被西方世界所超越，也引来了无数的侵略者。从1840年***战争到1931年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受了无数苦难。
虽然如今的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但我们对往日遭受的苦难仍铭记于心，尤其是数次侵略中国的日本。虽然中国目前的对手是美国，但说起中国人最敌视的国家，毫无疑问还是日本。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放不下对日本的仇恨呢？
***战争
首先，抗日战争于1945年胜利，距今不过75年，当年抗战的老兵如今还有在世的，对于这段历史仍是记忆犹新。再加上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保存了当年很多日军罪证的影音资料，后人了解起来更为直观和深刻。
第二，虽然中国近代以来遭受了无数的侵略，但亡国灭种的威胁只有抗日战争这一次。之前虽然中国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但顶多不过割地赔款，日军侵华可是号称三个月***的。再加上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无数兽行，例如***等，哪个中国人提起来不咬牙切齿？
抗日战争
第三，中国历史上对日本有恩，日本对中国却屡次恩将仇报。在中国强盛时期的唐朝，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明治维新也是对中国先进文化制度的学习。当中国衰弱的时候，日本却多次侵略中国，如明末万历朝鲜战争、清末甲午战争、近代抗日战争等。万幸最后这些战争中国都胜利了，否则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中国的存在了。
万历朝鲜战争
第四，中国虽然多次战胜日本，但没有进攻到日本的本土。换句话说，日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观日本，不仅不反思自己的罪行，还多次参拜?靖国神厕?，将战犯视为英雄。这种做法不止中国人看不下去，当年受过日本侵略的朝鲜半岛、东南亚国家，哪个不义愤填膺？
最后，中国在21世纪以前，经济一直落后于日本，直到今天才迎头赶上。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地区的主导者。对于曾经的对手，中国已经没有兴趣再针对，毕竟中国主要的对手现在是美国。小编相信，中国实力超过美国的时候，日本自然会对中国臣服，一如一千多年前的盛唐。
甲午海战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腐朽没落、枉自尊大，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1842年，英国强迫清***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战争与***无关,但其实质与***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弈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弈欣为首。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原因;
1、中国的民族觉醒
2、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3、世界形势的变化
4、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自身实力的衰弱
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
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
***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的***，全民族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的思想日益高涨。
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