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是广大优秀教师的经验总结，也是教育理论界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班主任工作方法，已被教育理论界确立为教师作学生思想工作的一条原则，写进了多本《教育学》。
最初提出这一方法的是北京通县第一中学的刘纯朴老师。1***9年暑***，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23省、市、自治区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刘纯朴老师是北京市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很多都是全国著名的优秀班主任，如上海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毛蓓蕾、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关秋兰、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霍懋征、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广小学柳玉芳等等。吉林省的正式代表是东北师大附中的优秀班主任沈帼英。我（时任长春市实验中学校长）和温寒江（时任北京市第八中学校长）、向平（时任上海市向明中学校长）三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并分别担任分组活动时的组长。
刘纯朴老师在大会上介绍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做好班主任工作》的经验，非常生动感人。在分组座谈时，大家对他提出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非常称赞。
刘纯朴老师在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 有人对我说：“你对再调皮的学生也从来没有见你吹胡子瞪眼，发过火。”是这样的。在“四人帮”大反所谓“师道尊严”，鼓吹流氓白卷英雄的日子里，我班有个学生叫张群生，受毒害深，沾染了浓厚的坏习气。他平时满口流氓话，到处寻衅打架，顶撞老师，辱骂老师，看谁不顺眼，张嘴就是“哪去打？上八里桥？不花了你我不姓张！”同学们个个恨他又怕他，连他的母亲都嫌弃他。我主动接近他，帮助他，亲近他。那年春天在学工劳动中他受重伤并砸断了一个手指头，疼得他只叫妈，在地上打滚。当我闻讯赶到现场时，他扑到了我的怀里，我心疼地握着他被砸坏的手，他流出了眼泪。我立即送他到了县医院包扎，又亲自送他到几十里远的积水潭医院治疗。张群生受伤以后，他的父母说：“这倒好了，省得惹事生非了”。他在家养伤，我想他的父母是双职工，不可能很好地照顾他，我应该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因为一个受了伤的孩子离开了集体，更需要安慰和帮助。我每隔一天去家看望他一次，他养伤40天，我去看望20多次，还多次用自行车推他去医院检查，换药。因为去的多了，医院护士误认为我是他的哥哥，闹出了笑话。一次护士说：“哥哥先去取药吧！”
在家访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脸有泥污，知道他的手不方便，不能洗，就给他洗手洗脸。他很不好意思。我就把他捺在凳子上，打好香皂，一把一把给他洗。顿时他呼吸急促，满眼泪花。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开导他的思想，指出存在的问题，帮助他明确前进的方向。就这样，我一次、两次、十几次给他洗手、洗脸、倒水、脱鞋、穿鞋，扶他上床、下床；帮助他分析思想问题，存在的原因，改正的办法，努力方向。他亲近我，敬爱我，离不开我了。时间长了，他什么话都愿意给我讲，他对我说了，为什么自己不爱学习，走上邪路，如何决心改正，渴望老师的帮助等等。他无拘无束，把心里的话都统统掏出来。一次我去晚了，他正呆呆地用一只手捂着茶水等着，听到我的声音，高兴得站了起来。我和他谈学习，谈思想，谈前途，诚恳地帮助他总结打架骂人胡闹的危害和沉痛教训，并一点一滴地对他提出具体要求，肯定他的优点，鼓励他的进步，使他有了改正错误、勇于进步的信心。他主动地用不方便的手写了要求进步的决心书。他病愈返校后，我严格要求他，鼓励他。班上开展捡粪活动，我有时和他一块到大街上去捡粪，边走边谈，他终于热爱起集体了，主动为集体做好事，认真学习。不到半年，张群生完全变了样，各门功课全在80分以上，被评为学雷锋的积极分子，还提出入团的申请。
老师应该是学生的贴心人，要每时每刻都把班里几十个学生挂在心上。我体会到：要在思想、学习上作学生的贴心人，首先要在生活上作他们的贴心人。天气转冷了，我嘱咐孩子们多穿衣服；阴天了，嘱咐孩子们上学时带雨具；有时变天，发现学生衣服单薄，我拿我的衣服让他们穿上。有的孩子衣服刮破了，我就一针一线给他们缝好。扣子掉了，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钉上。有的学生病了，我就把他扶在我的床上，细心护理，或亲自送医院治疗，到家看望。
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认为：动之以情，就是要一心一意从思想上爱护学生，使学生为之感动，愿意接近你，愿听你的话，愿意接受你的严格要求和教育。晓之以理，理要细，这种理不是光讲大道理，而是具体、明白的和学生有直接关联的小道理，由小道理渐渐引导，使之懂得较多较大的革命道理。如张群生，先从打架对自己有什么害处谈起，使他明白打架对人对已有百害无一利，然后再加以引导，使他体会到革命接班人要团结友受，讲究礼貌等道理。这样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就会得到预期效果。
? 刘纯朴老师的经验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也得到教育部领导的充分肯定。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参加会议的代表通过不同方式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宣传刘纯朴等优秀班主任的经验。
当年12月，《教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优秀班主任经验谈》，刘纯朴老师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做好班主任工作》就排在第一篇。书的前言中还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一步概括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
? 1982年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系、甘肃师范学院教育系、湖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武汉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等五院校合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学》中，在第14章第二节《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里，明文写进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一条原则。
《班主任实用手册》和《中国班主任学》（辛旸编著、陶西平作序、1990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也都明文写进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一条，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现在，广大教师和班主任在谈到学生思想教育和帮助后进生的时候，大家用得最多的字眼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这充分所明，这条土生土长的实践经验已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所接受，成为我国教育学中思想教育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它不是来自书本，是一线教师实实在在的经验总结。
教育部何东昌部长有句名言： 一位优秀班主任就是一位教育专家。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条由实践经验升华、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接受、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思想教育原则的确立，再一次证明了何东昌部长的这个正确论断。也充分说明教育理论本土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教育专家的事，更需要有广大一线的校长和教师参与。任何一位校长和教师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利用现有的客观条件和自己的主观努力去一显身手，边干边总结，在造就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上独处心裁、著书立说。
亲和力，词典里的解释是“两种以上的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互相作用的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是指在人与人相处时所表现的亲近行为的动力水平和能力。
亲和力在现代社交活动中或在与公众交往、交流（如教育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幼儿园老师。众所周知，幼儿园老师所面对的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受教育群体，他们大多未谙世事，却又有着极高的求知欲。但基于幼儿的生理及心理特点，他们所表现出的对教师在心理上的接受程度往往直接关系到他们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因而，幼儿教师在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幼儿人生成长路上第一阶段的引导力和推动力，同时，亲和力也是幼儿教师自身素质的体现。如果一个幼儿教师的亲和力强，那么，她在工作中就能很快的与幼儿及其家长拉近心理上的距离，就能很容易赢得幼儿及其家长的喜欢，她的教育意图和驾御才华也就很容易得到施展。因为孩子们会“亲其师，信其道”，会“爱屋及乌”，会因喜欢某个老师而喜欢她所组织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全面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素质，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力，对推行素质教育、对幼儿的成长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亲和力是教师素质的体现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传统教育观念对教师的职责的定位，这句对中国式教育高度概括、于中国“教坛”上统治了1000多年的名言，在教育高度、全面发展的今天，已然显得太过陈旧、太过严肃、太过“板着脸孔”，它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截然分开在高和低、居上和居下、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地位上，它所欠缺的，正是当今授业者所必须具备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素质——亲切感、亲和力！
赋予教师神圣的“师道尊严”在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幼师中曾经普遍存在。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面对幼儿提出的 “稀奇古怪”却又 “妙趣横生”的问题而“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时，我们是选择“避而不答” 还是以只言片语“搪塞了事”？抑或是拿出“师道尊严”来“息事宁人”？或者是以一个微笑、一份耐心再加上一份天真，与孩子们一同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一同分享学习的乐趣？我想，答案不言而喻！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有的教师面对这一情况时，生怕回答不上孩子们的“古怪问题”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因而常常***取回避、搪塞等方法。其实，这是极不好的一种做法，它在挫伤孩子的自尊心和求知欲的同时，也在损害教师在幼儿心目中的形象。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情况时，不妨反过来想——我们幼儿教师不过只是社会三十六行中的一行，不过只是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扮演着自己特定的角色，谁又能是尽善尽美的，谁能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放下所谓的“师道尊严”，放下“架子”，用微笑、用真诚、用爱心，于教学、生活中时时处处与孩子为友，甚至不耻下问；于课后去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进而使自己在孩子们面前成为禁得住问的 “不倒翁”，于此所树立起来之“师道尊严” 方能“师运长久”。
二、亲和力是师生关系的要求
传统教育观念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师为尊，生为从；师为主动，生为被动的教育方式，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填鸭式”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与争议的 “统治地位”。而今天，这种教育方式已被证明是一种落后的、不够科学、不够合理的教育方式，师生间应形成一种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的、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
新型的师生合作关系的形成对我们幼儿园、幼儿教师而言，显得犹为重要。众所周知，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处于天真无邪、稚嫩可爱、想象力丰富又十分需要老师鼓励和肯定的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在这一特定时期里，既要求幼儿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以满足幼儿的求知欲，同时又要求教师要有非同常人的亲和力，因为亲和力是新时期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之一，而对孩子们来讲，亲和力又是他们“亲其师，信其道”的必要条件。对于教师而言，亲和力核心便是民主平等思想，只有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亲密合作者，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孩子，才能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能真正树立起“每个孩子都有聪明的，都是可造之材，都值得自己花费心血去培养”的观念，才能微笑地面对每个孩子，用自己的慧眼和匠心去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三、 亲和力是“家园教育”的要求
亲和力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在“家园教育”、“家园交流”中所起到的连接纽带和桥梁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要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等社会教育***交朋友，进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加入到幼儿教育界中来。众所周知，幼儿教育的课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空间上可分为幼儿园***、家庭***和社会***等；从性质上包括人、物、环境三大***。这就要求我们幼儿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师自身、家长、和社区成员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充实到幼儿教育中来，并根据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开发与利用丰富的课程***，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幼儿教师如何提高亲和力呢？
（一）、保持一颗童心，以积极的情绪去感染幼儿。
幼儿年龄小，他们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特别是容易受到教师情绪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在师幼互动中创造一种快乐的气氛，教师在组织幼儿活动之前一定要首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努力争取在组织幼儿每一次活动时，都能以积极快乐的情绪去带动幼儿，感染幼儿。
为了能制造出一种愉快的师幼互动气氛，教师还应该保持一颗快乐的童心，并且忘我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幼儿的一切活动之中去，自然而然地与他们融合在一起，我们了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深受幼儿欢迎的能制造快乐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比方说我会经常与孩子一起“疯”。有一次我们在草地上看蚂蚁，我把大大小小的蚂蚁安上了孩子们的名字，他们也把一个嘴里衔了面包屑的蚂蚁称作周老师，说是因为它拿了铃鼓。于是我们满草地爬动，大呼小叫地追寻着自己的蚂蚁。“真好玩啊！”孩子们前呼后拥地跟着我回去时，还在留恋刚才老师与他们一起玩时的疯劲，这使他们完全放松，思维异常活跃。在幼儿园里，孩子需要懂得爱护、引导他们的老师，也需要一个懂得童趣、保持童心的老师。
（二）、教师对待幼儿要平易近人，要温和，要有一颗宽容之心。
由于受到“师道尊严”等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许多老师在孩子面前总是很严肃，总喜欢板着脸孔说话或者训话，有时显得很严厉-----说一不二，总是居高临下地给孩子们下命令或指挥孩子做这做那……。这样，孩子们对我们老师只有敬畏感，而无法体会到老师的亲切感：孩子们只是怕老师，而没有办法喜欢这样的老师，更不敢亲近这样的老师。
幼儿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需要我们细心的呵护。他们的能力和经验有限，经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要知道，犯错误也是他们成长必需的，他们的成长需要一种相对比较轻松比较宽容的心理环境。我们要经常对孩子微笑。“妈妈，今天老师对我笑了。”许多年前我刚做教师时家长反馈的一句话，至今令我难忘。每当有孩子的眼睛与我相对而视时，我的眼睛都会满含笑意。对孩子来说，教师的笑容能让他愉悦一天。经常的摸摸孩子的头、拉拉孩子的手，从心理学角度看，幼儿期有对肢体触摸的需求，来自成人的爱抚和触摸，隐含了一种亲情式的眷顾，孩子很容易一下子消除与你的隔阂，增加对你的信任感。蹲下来与孩子交谈，“看到你蹲在那儿搂着她，侧着头听她说话，那场面真令人感动。”孩子的奶奶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让谁感动，这是与孩子交谈的最佳姿势，没有距离，没有居高临下，孩子会说许多你想不到的话，因为他想说。
（三）、注意自己的语言美、行为美、心灵美、才艺美、仪表形象美。
教师的仪表美，是赢得幼儿信任和尊敬的第一步。教师要想得到幼儿的信任和尊敬，除了要有美的心灵外，还要有美的“外在”。做为幼儿教师要注意努力让自己具有美的品质，这些美的品质，包括外在美，也包括内在美；包括行为美，也包括语言美。我们应该注意我们言行的美化，注意我们自我形象的美化，让我们的美，每天都给幼儿带来一种愉悦的心情。
（四）、 经常对幼儿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和爱。
幼儿喜欢我们老师，那是因为老师明白地向幼儿表示对他们的爱和关注，并且，这些爱和关注，不仅使我们成为幼儿喜欢的老师，而且也使幼儿园成为幼儿向往的地方。幼儿若每天都能在师幼间亲密的、充满爱意的气氛中度过，他们对自己、对他们的老师，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因此，我们应该努力通过各种形式明白地向幼儿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爱和关注，并且尽可能做到每天都有所表示，哪怕只是微笑地看他一眼或关切地对他说上一句话，或轻轻地抚摸一下他的小脸蛋，或每天对刚入园的幼儿抱一抱，或拉拉他的小手说说话。这些爱与关注的表示，可以使幼儿高兴一天甚至几天，几年。
教师的亲和力本质是一种真爱的情感，教师只有发自肺腑的爱孩子才能真正亲近幼儿。关心幼儿，才能激发幼儿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教师亲和力的核心是民主平等的思想。教师只有把幼儿当作与成人平等的人，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才能容忍幼儿的缺点，尊重幼儿的话语权，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教师只有相信每个幼儿都有聪明的火花，都是可造之材，都值得自己花心思去培养，才能始终微笑的面对每个幼儿，关注其成长。教师拥有较高的亲和力，才能拥有宽广的心怀，了解和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爱好，以真诚的态度帮助幼儿进步、发展。
师道尊严
解释：本指老师受到尊敬，他所传授的道理、知识、技能才能得到尊重。后多指为师之道尊贵、庄严。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书对“师道”这一词条的注释为1、师承;2、求师学习之道;3、为师之道。
含义
“师道尊严”的含义虽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但是其初衷却提醒我们要尊道，尊有道之师。教育提倡尊师重道乃是教师职业使然，“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先善其德，能够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做到为人师表、关爱学生、诲人不倦、公平、公正，才能获得师尊。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师道尊严”是一个成语，指的是老师受到尊敬，他所传授的道理、知识、技能才能得到尊重。这个成语来源于《礼记·学记》中的一句话：“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这个成语的意思在于强调老师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尊严。老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他们的职责是引导学生进入知识的殿堂。只有当老师受到尊重，他们的教诲才会被人们认真对待。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师道尊严”的含义也有所变化。现代的“师道尊严”更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和对教师的尊重，而不是单纯地强***师的权威。
在教育中，我们应该尊重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意见，同时也要看到师生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学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也应该受到尊重。这样的教育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总之，“师道尊严”是一个强***师地位和尊重的传统成语，我们应该在现代教育中赋予它新的含义，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议论文，有着卓越的见解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本篇议论文中，作者运用流利畅达的笔触，通过反复论辩，申明了为师的性质与作用，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此文是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借此抨击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鲜明的针砭时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文章体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推动了乐于从师善于学习的社会风气。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在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可以为官。因此，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尊“家法”而鄙师的心理。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并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且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结构分析
第1段
此文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讽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随即紧扣“解惑”二字，以“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点出不从师的危害，从而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直接指向了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具有在学问面前***平等的民主精神和辩证思想，并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第二段以感慨发端，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作者首先慨叹师道不传，指出师道不传的危害，这一层承接上文从师的标准，并领起下文对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的批判。接着运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教之”，自己却不愿甚至耻于从师作对比，则指出“今之众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比较，揭示了尊卑贵贱和智力高下成反比的奇怪现象，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在第三段中，作者以孔子从师的范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之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的结论，这既是对前文有关从师学习态度的申述，也是对师生关系、师道关系的新的概括。这一思想将师生之间的那条人为的固定界限取消了，并对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第4段
以“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并说明了写作本文的缘由。继第三段引“古之圣人”孔子从师的范例之后，作者以李蟠作为当时后生晚辈从师求学的范例，对李蟠加以勉励，对当时求学的人则是一种号召。本段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是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这一段与第3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的重要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文章思想
《师说》不仅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阶层“耻学于师”的陋习，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
一、老师的职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该句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受业解惑”，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意味着不仅“童子”要从师学习，所有志于学问的成年人都要从师学习。
二、从师学习的必要：“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感也，终不解矣。”——此句否定了“生而知之”，明确“学而后知”，严正批驳了“士大夫之族”所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具有积极意义。
三、择师原则：“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两句针砭了当时上层社会只看门弟高低，而不重真才实学的恶劣风气，提出了全新的择师观念：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师说》中提出的这些思想把师的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的关系合理化、平等化了，打破了师法或家法的保守壁垒。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语句赏析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
“是故***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师的职能作出了理论论证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实论证之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结尾，化繁为简，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论证方法
1、下定义、作结论
《师说》一文概念明晰，论证严密。如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定义了老师的职责。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2、对比论证
第二段中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组对比。第一，将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的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悟。
通过双方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从而揭示了“士大夫之族”不从师学习的违背常理，批判了不从师的社会风尚，而作者的观点也不言自明了。
3、引用论证
引用是论说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本文第三段，作者举出古人从师的例子，并引述了孔子的言行来进一步阐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就比前文笼统地说“古之圣人”更加切实可信，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在引用论证中，述事引言简洁明快，表现出作者非凡的语言功力。
语言特色
1、排比、对偶句
韩愈的散文以气势磅礴、笔力雄放著称，这体现在多用排比和对偶句式上。他的这种风格，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和“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两种句式的运用，使文章形式整齐，气势飞动，增强了表现力。
2、顶针句
顶针，又称顶真、连珠，即用上一句的结尾字，作下句的开头，首尾相连。本文多处运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以及“是故***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这种句式的运用，加强了句子之间的连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环环相扣，严密紧凑。
3、丰富的语气表达
丰富的语气表达，可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本文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如用“嗟乎”“呜呼”这样的语气词语加强感叹，用“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这样的摹状语句有声有色地描绘“士大夫之族”的神态，用“如是而已”这样的限止语句表示结论的无可置疑。文章的第二段，一连用了三组对比揭示“耻学于师”的不明智，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但语气却各不相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是感叹语气。这种错综变化的语句，使议论更生动，说理更深刻。
写法综述
《师说》一文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时人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却将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富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和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这篇文章同其它名篇一样，也反映出作者阶级局限性。他既肯定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强于“士大夫之族”，却又感叹道：“其可怪也欤！”此外，文章一概肯定了“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这实质上就否定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表现出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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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师道尊严”思想的内涵 “师道尊严”思想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传统“师道尊严”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师德、师尊、师职等。关于师德。我国传统教育观认为，教师只有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才有资格教育他人，才能让他人信服，成为他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都体现了这个意思。师德之所以重要，是由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特殊性决定的。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其知识结构、思想道德、情感意志等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发展方向。要培育有道德的人，教育者首先必须是有道德的人。从这个认识出发，我国传统教育强***师既要成为“经师”，更要成为“人师”，要求教师在道德修养、人生境界等方面对学生起到示范和导向作用。关于师尊。所谓师尊，就是强***师的尊严与权威。我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孟子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还提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这就把教师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礼记》也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在这里，教师被看做“道”的重要载体，只有教师的地位得到尊重，“道”的地位才能被尊重，老百姓才能尊重学习。关于师职。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明确地将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这个定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谓传道，就是向学生传授“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的***道德规范。所谓授业，就是向学生传授专门的学科知识。比如，孔子就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所谓解惑，就是针对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和疑问，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与点拨。与教师的职责相对应，古人还提出了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等职业道德观。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师道尊严”并非仅仅针对教师本身或学生而言的，而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否定教师的尊严，伤害的不仅是教师，更重要的是削弱社会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因此，只有把“师道尊严”思想放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中，才能深刻把握其内涵。辩证对待传统“师道尊严”思想 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在当代社会受到了较大挑战。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课堂听讲也不再是学习知识的唯一途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育模式受到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日趋多样化，教师所倡导的理念和价值很难被所有学生认同和接受；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模式深刻变革，学生的地位日益提升，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关键是要有辩证眼光。应当看到，中西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教育理念中，“平等中的首席”思想占有重要位置。这一思想强调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并不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在西方社会中，宗教团体负责主持大量的典礼和定期的道德教育活动，在道德教化方面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所承担的道德教化职责较少。而在我国传统中，宗教力量和宗教文化没有普遍的道德教化作用。这样一来，学校不仅成为知识传播的殿堂，而且成为道德教化的重镇；学校教育成为学生接受文明熏陶、塑造完善人格的基本方式；教师不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责任，也负有道德教化的责任。这是我国教育和教师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改变。正是由于我国教育和教师的这些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不能一概否定。在教育活动中，敬畏感对于学生内心价值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可以合理借鉴西方“平等中的首席”思想，倡导和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但这种平等主要应当是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而不是指师生之间的完全对等。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领路人和辅导者，必然要保持一定的权威性。基于这种权威性而产生的敬畏感甚至崇拜感，往往能够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强大动力。当然，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比如，过于强***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忽视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过于强***师的权威形象，忽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过于强调对教师的尊重和敬畏，容易导致学生对教师的人身依附和绝对服从；等等。对于这些不合理因素，无疑应予以摒弃。弘扬传统“师道尊严”思想的合理成分 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应有的正确态度。对于传统“师道尊严”也应当***取这样的态度，积极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使之为今天的教育事业发展服务。加强师德建设。当今社会，社会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多变，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一些腐朽落后观念仍然存在。这对教师和学生都带来挑战。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应当切实注意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努力做到慎独自律、“安贫乐道”，爱岗敬业、诲人不倦，以良好形象和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重塑师生关系。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但不对等的关系。所谓平等，是指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教师都应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深入沟通，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而不能居高临下，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所谓不对等，是指无论什么时候，教师都应正确把握自己的位置、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好学生的引导者，而不能一味迎合学生，甚至放纵学生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完善教师制度。着眼于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健全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当前，应突出抓好两方面的制度：一是教师准入制度，二是教师评价制度。（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易连云 冉亚辉）
